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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附记

    在一本书之前,有一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张,或本书中所含的要义,一定于读者便益得多。但这种工作,在我是力所不及的,因为只读过这位作者所著述的极小部分。现在从中,译一篇短文放在前面,其实也并非精良坚实之作——我恐怕他只依据了一本——不过可以略知大概,聊胜于无罢了。

    第一篇是从金田常三郎所译《与马克斯》的附录里重译的,他原从世界语的本子译出,所以这译本是重而又重。艺术何以发生之故,本是重大的问题,可惜这篇文字并不多,所以读到终篇,令人仿佛有不足之感。然而他的艺术观的根本概念,例如在《实证美学的基础》中所发挥的,却几乎无不具体而微地说在里面,领会之后,虽然只是一个大概,但也就明白一个大概了。看语气,好像是讲演,惟不知讲于那一年。

    第二篇是死去的翌年——一九一一年——二月,在揭载,后来收在里的。今年一月,我从日本辑印的《马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中的译文重译,登在月刊一卷三期上。末尾有一点短跋,略述重译这篇文章的意思,现在再录在下面——

    “一,去世时,中国人似乎并不怎样觉得,现在倒回上去,从这篇里,可以看见那时西学界有名的人们——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还有青年作家等——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底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起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豫知的事,是非常之难的。在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判作非友非敌,不过一个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但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已经握了政权,于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到去年,诞生百年记念时,同作者又有一篇文章叫作《记念会的意义》,措辞又没有演讲那么峻烈了,倘使这并非因为要向世界表示苏联未尝独异,而不过内部日见巩固,立论便也平静起来:那自然是很好的。

    “从译本看来,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约略同时,君的从原文直接译出的这一篇,也在半月刊二卷二期上发表了。他多年卧在病床上还翻译这样费力的论文,实在给我不少的鼓励和感激。至于译文,有时晦涩也不下于我,但多几句,精确之处自然也更多,我现在未曾据以改定这译本,有心的读者,可以自去参看的。

    第三篇就是上文所提起的一九二四年在墨斯科的讲演,据金田常三郎的日译本重译的,曾分载去年的七,八两本上。原本并无种种小题目,是译者所加,意在使读者易于省览,现在仍然袭而不改。还有一篇短序,于这两种世界观的差异和冲突,说得很简明,也节译一点在这里——

    “流成现代世界人类的思想圈的对蹠底二大潮流,一是唯物底思想,一是唯心底思想。这两个代表底思想,其间又夹杂着从这两种思想抽芽,而变形了的思想,常常相克,以形成现代人类的思想生活。

    要表现这两种代表底观念形态,便将前者的非有产者底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斯主义,后者的非有产者底精神主义,称为主义。

    “在俄国的主义,当无产者独裁的今日,在农民和智识阶级之间,也还有强固的思想底根底的。……这于无产者的马克斯主义底国家统制上,非常不便。所以在劳农俄国人民教化的高位的,为拂拭在俄国的多数主义的思想底障碍石的托尔斯泰主义起见,作这一场演说,正是当然的事。

    “然而并不以托尔斯泰主义为完全的正面之敌。这是因为托尔斯泰主义在否定资本主义,高唱同胞主义,主张人类平等之点,可以成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缘故。那么,在也可以看作这演说的戏曲化的《被解放了的堂》里,作者虽在揶揄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老爷,却决不怀着恶意的。作者以可怜的人道主义的侠客堂·为革命的魔障,然而并不想杀了他来祭革命的军旗。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的很多的人性和宽大。”

    第四和第五两篇,都从译出,原文收在一九二四年墨斯科出版的中。两篇系合三回的演说而成,仅见后者的上半注云“一九一九年末作”,其余未详年代,但看其语气,当也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艰难困苦之时。其中于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之必得完全自由,在阶级社会里之不能不暂有禁约,尤其是于俄国那时艺术的衰微的情形,指导者的保存,启发,鼓吹的劳作,说得十分简明切要。那思虑之深远,甚至于还因为经济,而顾及保全农民所特有的作风。这对于今年忽然高唱自由主义的“正人君子”,和去年一时大叫“打发他们去”的“革命文学家”,实在是一帖喝得会出汗的苦口的良药。但他对于俄国文艺的主张,又因为时地究有不同,所以中国的托名要存古而实以自保的保守者,是又不能引为口实的。

    末一篇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杂志上发表的很新的文章,同年九月,日本译载在里,今即据以重译。原译者按语中有云:“这是作者显示了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的基准的重要的论文。我们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底发展阶段之不同,放在念头上之后,能够从这里学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关心于文艺运动的同人,从这论文中摄取得进向正当的解决的许多的启发。”这是也可以移赠中国的读者们的。还有,我们也曾有过以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了,但在所写的判决书中,同时也一并告发了自己。这一篇提要,即可以据以批评近来中国之所谓同种的“批评”。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

    本书的内容和出处,就如上文所言。虽然不过是一些杂摘的花果枝柯,但或许也能够由此推见若干花果枝柯之所由发生的根柢。但我又想,要豁然贯通,是仍须致力于社会科学这大源泉的,因为千万言的论文,总不外乎深通学说,而且明白了全世界历来的艺术史之后,应环境之情势,回环曲折地演了出来的支流。

    六篇中,有两篇半曾在期刊上发表,其余都是新译的。我以为最要紧的尤其是末一篇,凡要略知新的批评者,都非细看不可。可惜译成一看,还是很艰涩,这在我的力量上,真是无可如何。原译文上也颇有错字,能知道的都已改正,此外则只能承袭,因为一人之力,察不出来。但仍希望读者倘有发见时,加以指摘,给我将来还有改正的机会。

    至于我的译文,则因为匆忙和疏忽,加以体力不济,谬误和遗漏之处也颇多。这首先要感谢雪峰君,他于校勘时,先就给我改正了不少的脱误。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之夜,鲁迅于上海的风雨,啼哭,歌笑声中记。

    《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记

    第一篇论文,是托尔斯泰死去的翌年——一九一一年——二月,在《Novaia Zhizni》所载,后来收在《文学底影象》里的;现在从的译文重译。重译这篇文章的意思,是极简单的——

    一、托尔斯泰去世时,中国人似乎并不怎样觉得,现在倒回上去,从这篇里,可以看见那时欧洲文学界有名的人们——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还有青年作者D.Ancelis——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底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预见的事,是非常之难的。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不过一个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译载七及八本上),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而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已经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到去年,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时,同作者又有一篇文章叫作《托尔斯泰记念会的意义》,措辞又没有演讲那么峻烈了,倘使这并非因为要向世界表示苏联未尝独异,而不过内部日见巩固,立论便也平静起来:那自然是很好的。

    从译本看来,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鲁迅译讫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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