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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集子编辑上的事情,编者王士菁同志已经在编后记里说明白了,我在这里,先是想代作者先生说明一两句, 因为作者自己不写序,却是叫我写一点的。

    第一,作者曾经说,从鲁迅先生逝世后,她所写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大都是为了纪念和报纸期刊等的要求而写的,所以可说都是零星的感想和片断的回忆,就是说, 当时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而不是曾经仔细和深入地研究过的有系统的记叙。

    因此,作者也曾经说,这些文章,纪念的意义就要比客观的研究的意义多一些, 不仅浓厚地流露了作者个人在写时候的怀念的感情,而且也常常不免夹进了在写时所引起的对于时代和社会的某些感触。她说,有些话,如果在现在,也许不会那样说了,或者根本不说了。

    第二,有几篇文章中接触到一些同时代的人物,作者是根据她所理解的鲁迅先生生前和他们的实际关系, 以及她写这几篇文章当时的情况来下笔的,所以虽然在现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也仍旧不改动了,实际上就是要改动也是无法改动的, 因为这说的是历史事实,除非根本就不提。

    以上两点,就是先生有意思要我在这里提一下的。

    自然,我个人是以为就是不特别提一下,读者也大概会清楚的;不过现在加以说明,对于我们也还是有好处,这提醒我们多注意作者写这些文章时的时代环境。

    其次,我想说的,我也是催促先生把她10多年来所写的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选出一些来编集出版的人之一。因为我觉得,这些文章, 当作纪念文看, 固然是人家爱读的很亲切的作品,而且为了理解和研究鲁迅先生,这尤其是十分珍贵的、从别人那里得不到的材料。虽说这多是片断的回忆和记叙,有些很关重要的事情也多语而不详,或者避而不记,然而仍旧无碍于这些已经写出的材料的珍贵。我们如果要更全面地理解和熟识鲁迅先生的生活和真实面貌,则先生和他共同的生活以及她所体验和所知道的一切, 都是最有价值和最需要的。至于先生不能不流露浓厚的怀念的感情来记叙一些鲁迅先生的生活,我想这恐怕不仅作为纪念文章,读者要这样地要求于她;就是作为研究的材料,我们也要这样地要求于她的, 而且还要加倍这样地要求于她的。研究鲁迅先生本人,如果不研究他对别人以及别人对他的关系,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 研究一个对于人民很重要的人物, 则政治、社会、人民的生活、时代思潮以及历史和民族文化, 等等, 固然是最基本的研究对象, 同时和他来往的人物以及他生活上最有密切关系的一切事与人,也都是必要的研究对象。因此,假如允许我坦白地说一句, 那么,我们如果要深入地研究鲁迅先生的各方面,则先生和鲁迅先生之间的生活和感情如何等等, 以及先生本人,也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此外的一切人与事,也都一样。说到人,也不论“为友为敌”, 只要是有关系或有影响的, 都在必须研究之列。这些仍旧都在研究时代和社会生活的范围之内,更是属于研究一个人如何生活、思想和工作的范围之内的, 因为这一切的人和事都是属于时代和社会之内的, 都是和这个人有关系的。自然,我们现在离开这样的研究,还是很远很远, 不过这总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方向。

    还有可以一提的,例如先生的文章中记到鲁迅先生的某些细小事情,也许有人会以为这是没有什么必要的。我却觉得,这些也同样为我们所需要。我们知道,一些细故小事对于鲁迅先生不会发生那么重要的影响,但有时也有若干的影响,所以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作为鲁迅先生的生活的记录,那就更加值得重视;关于他的日常生活,现在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熟识的人已经一个一个的少下去了,将来更不用说;那么,这方面的一切记录,也就越来越觉得可贵,无论为了研究, 为了写传记, 都是如此。

    我们就觉得先生写得实在太少了。别的熟识和知道鲁迅先生的人也都写得太少了。

    我们希望作为鲁迅先生的学生、朋友和夫人的先生, 看重这个工作和责任, 不管怎样地忙于别的工作,也抽出时间来继续为我们写出更多的来。

    我们也同样希望先生和其他熟悉与知道鲁迅先生的人们,看重这个工作, 为我们多多写出一些来。

    最近在我们的党中央宣传部的督促和指示之下,我们已经有少数的几个人在从事研究鲁迅的工作,搜集鲁迅传记的材料就是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我们热烈地希望着上面所指的先生们的帮助。

    1951年4月15日雪峰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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