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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生活,后期的十多年,我稍为知道-一点,现在就把记起来的说一下。

    凡认识先生的人,没有不晓得他的特点的。他无论对什么人,都不摆架子,尤其对青年,即使是初次通信和见面,也绝无俨然可畏之状,反觉蔼然可亲。他的谈风,实在可佩,记忆力又好,又善于比方,给他一引一譬,听的人自然心悦诚服。他的口才,不下于他的文章,听过的人大约相信我的话。我有时对他说:“你近十年来不教书是很可惜的,因为教书,直接听教的每班数十人,直接受了熏陶,再出去到社会上,其效力不下于写文章。”他也默认,不过后来因了环境关系,有时连登台说几句话的可能都被剥夺了,这是我们的一种损失。

    有一些人,总说他爱发脾气,爱骂人。据我看来,他是最不爱发脾气,最不爱骂人的。以前,他做文章,攻击社会的黑暗面,借了小说的体裁,却不专指某人,所以容易令人不留意。其后,直接批评社会,有时为了批评的真切,简直借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来给某一群以掊击,于是这一群与之仇恨,或只攻击某人,而全群起而攻之了。

    平常,他一切都很简单,没有特别嗜好。偶尔欢喜搜寻木刻,如果有国外新寄到的,有时可赏玩好几个星期。闲时也看看电影(这是上海旅居以来的事情,以前不的),算是唯一的娱乐了。他选择电影,偏重于大自然的,如野兽片等。儿童片和历史片,他也要看,最讨厌的是带着世纪末气味的堕落无聊片子。对于中国电影,在广州,我们曾经看过一张叫《诗人挖目记》的,内容的荒唐和表演的不进步,使他没有看完就走,以后对于中国片,就没有再看了。苏联影片,以其伟大,看了使人振奋,他差不多一有新片就要去看。最后一次,去年(一九三六年)双十节,在上海大戏院看《复仇艳遇》②,使他高兴良久,见朋友就推荐。那张片子中,农奴最后给地主的一击(从前俄国的农奴,实在过着非人生活的待遇的),最使他快意。

    他对于未来的憧憬的热切,立刻就产生了他的果决的实践。在北京时,人们对奉直等军阀不满意,那时在南方革命势力影响下的先生,在西北也颇有整顿,颇有朝气,先生即与之合作,帮忙主编《国民新报》副刊。后来先生即离开生活了十五年的北京,来到南方,先到厦门,后又转到广州,一到广州,先生就说:“我们应该同创造社的人联合,对文化有所贡献。”所以到不几天,怀着大量的高兴,就到创造社去访问,刚巧那时北伐正在发展,军事和政治的重心,陆续移向武汉,先生的希望没有能够实现。而广州,在“四一五”之后,突然来了一种紧急的政变。由于政见不同而这一部分青年把另一部分青年逮捕、格杀的事件出现了。先生的希望又幻灭了,他说:“以前我以为老的死掉,中国就会好起来,如今看看不然了。”这一个打击,使他对于青年分两种看法。到了上海,为了同情改革者,接受了一个××大学③的青年攻击学校腐败的信,登在他所编的上,那时大约是一九三○年。后来在那学校毕业的权贵不满于先生,跟着就在他出生的省,首先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通过了;后来似乎另外又有一个通缉;这使先生不得不直面黑暗而反抗了。同时另一部分被压迫的群众,天天在被送进牢狱,或在送进之前后被毁灭。这其中,有多少具有才能的有为的青年! 先生愤激了,于是领导了左翼作家联盟,向黑暗势力反攻。又尽力绍介理论书籍。这个联盟在一九三◯年成立,但先生立刻就过着地下生活。一九三三年,先生和等发起“民权保障同盟”,未几该会亦被迫停止进行工作,此后先生不能在公众场所讲演; 先生的书,时被禁售; 先生的行踪,时被探询,再经几次战友的逮捕死难,先生的自由是没有了!

    ① 本篇发表的报刊未详,系据作者底稿编入。
    ② 这是当时上演时的译名。系根据 普希金 的小说《杜勃洛夫斯基》改编。
    ③ 指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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