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归来与出走
by 王冶秋为了母亲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六月，鲁迅先生因为他的母亲和几个别人希望他有经济上的帮助，便回到中国来了。
所谓几个别人，就是指着周作人夫妇，因为这年春作人在东京结婚，生活上需要哥哥资助。因此他后来在杭州任教，他自己的生活很简单，薪水节省下来，常常寄钱到绍兴和东京两处去。（据许寿裳先生谈述。）
辫子的故事
在《病后杂谈之余》中，曾记了一点当时的情况：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知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里通外国”
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的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由这一段记载中，也可以看出一个大概，然而鲁迅先生毅然的带着他复仇用的匕首（详见孙伏园先生《鲁迅先生二三事》一文），走进这黎明前的黑夜里。
杭州两级师范
最初他便背着“假洋鬼子”的称号，走进了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当时的校长是沈钧儒先生，教务长是许寿裳先生，鲁迅所担任的功课和职务是：日语翻译和化学生理学的教员。
那时两级师范请的有几位日本教师，讲义以及上课堂都需要翻译，鲁迅先生与夏丏尊先生同时在这校里担任这种职务，鲁迅先生担任的是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另外兼任几点钟生理学和化学的课，自己在课外便研究植物学和文学。
翻译的职务，是费力而不易讨好的，而鲁迅先生却得到学生的尊敬。他以文言文译的动植物学的讲义，就很被称赞。
生殖系统与轻气炸裂
他教生理学的时候，曾因学生的请求，加讲“生殖系统”，这在当时几乎是骇人听闻的事。可是他却坦然的去教了，不过先向学生讲了一个条件，就是不许笑。他曾向夏先生等解释道：
这次讲的情形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讲，还纷纷的来索讲义看，鲁迅先生指着剩余的讲义对他们说道：“恐怕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
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只是讲授大纲，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字代替某些事物的。例如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来表示男阴，用“午”字表示精子……。在无文字学素养和未曾亲听过讲授的人看来真成了一部天书。
有天，“他在教室里试验轻气的燃烧，因为忘带火柴，在出去拿火柴的时候，他对学生说：勿动收好了的轻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但是取火柴回来，一点火，居然爆发了，等到手里的血溅满了白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时，他发现前两排只留些空位，这里的学生，想来是趁他出去时，放进空气之后移下去的，都避在后面了。”
所以孙福熙先生曾说道：
鲁迅先生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爱人，不给人以轻气混入空气燃烧时就要爆裂的知识，他不致被炸破手。
那时他在学校里，是为同事们所敬好的一个人，他曾为他们讲着“海外奇谈”，这个奇谈的内容，是同事们为他出的题目，要请他讲讲在日本学医时解剖尸体的情形。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不过对于年轻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来。——夏丏尊先生记了这段往事以后，他说：“我曾在这些谈话上领略到他的人间味。”
他在校中的态度很严肃，但在和同事们谈话时，常露笑容。他对于官吏，非常憎恶，常模拟官场的习气，语调，引人发笑。例如“今天天气……哈哈哈……”在那时便已讲到。
衣服，木瓜会和吃烧鸭
他每天睡得很晚，夜间看书，尤其是文学书。这时烟已经抽得很厉害，夜间因为睡得晚，需要吃点东西。所以每晚打寝铃以后，校工陈福，总是给他拿来强盗牌的纸烟和条头糕。星期六的晚上，更预备得充足。
这时他对于衣着，便不讲求，一年之中，几乎有半年是穿着廉价的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穿到重阳。
他那时已经留须，服装是西式，是旧的学生装，但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裁缝做成的，‘全集’第八册便登着一张这个服装的相片。
（一）木瓜会的纪念 两级师范的校长是沈钧儒先生，后来沈先生因为被选为浙江咨议局副议长而辞去校长职。继之者是夏震武，以道学先生自命，喜欢摆架子，就职的第一天，便和教员们起了冲突，于是全体教员哄堂大笑而散，鲁迅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同事有许寿裳兼教务长，朱希祖，张宗祥，夏丏尊，钱家治，章嵚，张邦华，冯汉叔，胡浚济，杨乃康等，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使得夏震武只好辞职。事后，他们戏呼夏震武曰“夏木瓜”，回校后，有“木瓜会”的纪念。
（二）吃烧鸭的豪举 他和另外两个友人，因为听说大井巷聚丰园烧鸭之美，便豪兴大发，仅仅三个人，吃了一只大鸭子，还吃了许多别的菜。
（这一段是许寿裳先生寄来的材料，在服装一点上同夏先生所述的有些不同。）
他在这校里做了一整年的事，其中四月间，先生的祖母蒋太君去世，也许回家了一趟，《彷徨》中的《孤独者》一文，我疑心有先生的影像。
绍兴府学堂
第二年他便到了绍兴，任绍兴中学堂的监学和教员，一面自己还继续作植物学的研究。——其时是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八月，先生三十岁。
还击与退却
那时的绍兴中学堂还称为“绍兴府学堂”，学校中的同事与学生，地域观念还很重。先生担任的是监学，有时不免要开除学生的，而开除了某县的学生，便有某县的教职员挤来说情。先生当时的态度，是“第一步厚重宽大”，万一因此上了当，“别人对他太不厚重宽大时，他的还击的力量往往是很可观的”。孙伏园先生曾记出当时详细的情形：
上当以后的一个对策是还击，又一个对策是退却。绍兴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常常发起，星期日乘画舫到禹庙兰亭去游玩，鲁迅先生也就随喜他们。画舫的规模很宏大，有三舱，四舱，五舱的分别：每舱有明瓦，上有名人书画的遮阳。舱内有桌椅，有茶烟，也有厨房，鱼虾菜蔬沿途可以买到。人在画舫内，宛如置身教室，如有不同，只是窗外的景物时时变换而已。在这种逸豫优渥的环境中，人们最易联想到的是不正当的娱乐。画舫里面本备有各种赌具，只要乘客一开口，就可以拿出来玩耍。这群教职员当中，只有鲁迅先生没有辫子。消息传到城里，说画舫中还有一个和尚，社会间即刻想到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借游山水为名而在画舫中赌博。鲁迅先生上当之余，只有退却。从此他不再随喜他们乘画舫游山水了。
所谓“和尚”者，那时的装束与真正的“和尚”也不完全相似。许多留日回国的学生，为适应国内的环境，每每套上一支假辫子，那些没出息的，觉得这样还不够，必须隔两三天到理发铺为假辫子理头发，擦油，使人骤然看不出辫子的真假。鲁迅先生是一个革命者，当然决不肯套假辫子，头发也不常理，平时总是比现在一般所谓平头的更长约五分的乱簇簇的一丛，胡子是已经留了的。身上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所谓长袍者，大抵是灰布的；冬天是灰布棉袍，春秋是灰布夹袍，初夏是灰布大褂，夏天是白色竹布或洋纱大褂。裤子大抵是西服式的。皮鞋是东方式，像现在的军服中的皮鞋，黑色而无带，便于穿脱。此外，鲁迅先生常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所谓哭丧棒。下雨天，仿照西人的方式用布伞，不用那时一般社会通用的油纸伞。皮鞋原可两用，雨天不再用那时一般社会通用的钉靴或钉鞋，也还没有现在一般社会通用的橡皮套鞋。“和尚”的装束大致如此。
从这一段珍贵的记载里，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当时的生活方式与服装，仪表等等的情形。
他对人宽厚，而不是对一切都容忍，在别人以他宽厚可欺而加以凌辱时，他便毫不留情的加以还击；他的“退却”，只是战略上的一种对策，却不是弃甲曳兵而走；他的服装仪表，更说明着他的真诚的态度，他唾弃虚伪，不在身心以外，加上可以代表某一身份的装饰。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还可以从后面一件小事中，看出他“还击”的精神与勇气。
踢鬼与剪辫
那时他的家和学校的距离很远。中间有一条近路，是经过义冢的。有一天晚上，在学校里弄得时候迟了，回家时心里想：走哪一条路呢？他选定了近路走去，两边草很高，忽地看见正面有个白东西毫不做声地走近来，而且渐渐变为矮小，终于成为石头那样不动了。他当时有些踌躇，这样深夜，哪还会有人在这样地方行动，大约是所谓“鬼”罢？对这恶物的袭来，是“还击”还是“退却”呢？短时间的决定，还是冲上去，而且走到这白东西的旁边，用硬底皮鞋先踢了出去，结果那白东西“啊唷”一声，站起来向草中逃去了，却原来不过是个做小偷的人。（按：萧红所记有误，这里是由许寿裳先生改正。）——虽然，“鬼”没有先动手，可以不算作“还击”的，可是这个所谓“鬼”的恐怖，已经先袭击了他。——鲁迅先生后来说了这件往事以后，便笑着讲道：“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那时绍兴的知府，还是满洲人，他每到学校来，总是注意着鲁迅先生的短发，故意和他多谈话。不久，学生之中，也起了剪辫风潮了，鲁迅先生当时的主张，是不必剪，而学生问他：“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他却不假思索的答道：“没有辫子好！”于是向来没说过他“里通外国”的学生，这时却说他“言行不一致”了。他在当时为什么不主张学生剪辫子呢？那原因可以猜想得到，是剪了辫子，并不是就算革了满清的命的。何必在没有其他实际的动作之先，先弄成了“葫芦瓢”，惹人注意呢？——这种“战略”“退却”主张，当然不会为热情冲动的青年学生所谅解，所以他便背了“言行不一”的毁谤。
鲁迅先生就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中，又度过了一年。《孤独者》中所写的“山阳”情况，也许就是这“山阴”的面貌罢。他终于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又要另谋职业了。其间曾想到一家书店去做编辑，然而被拒绝。就在这时，“辛亥革命”起来了。
辛亥革命
满清政府的昏庸腐朽，这时已达到必然崩溃的阶段，前此虽有“洋务”“维新”等等的续命汤，固无补大局，就是西太后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所下的变法令，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的预备立宪诏（预备立宪期为九年），光绪三十四年的颁布御用法大纲，宣统即位，又将立宪期缩为五年，这些都是骗局，都是一纸空文，都是想苟延残喘缓和革命的手段，可是结果仍是无救于死亡。
在另一面，我们看到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有黄兴的运动广州新军起义；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有广州的起义；这时又因清廷的私售铁路给美国，又向英美德法日的大借款，又有颁布铁路国有政策的命令，便引起了川鄂湘粤等地人士的公愤，于是首先有川地的罢市，罢课，罢捐，罢税的运动，继之便有各地的跃跃欲试的革命暗潮，满清政府不但不觉悟，反而想以暴力压制，结果武昌民军于十月十日晚首先发动，赶跑了鄂督瑞澂，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各地革命党员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四起响应，不过一月，民军起义的事件已经有十几省，两月以后，全国各地，都插遍了革命的旗帜，满清政府，便由此土崩瓦解！
不久，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临时总统选举会，举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到南京就职。中华民国经过了许多人的流血牺牲，这时才正式的建立起来。
浙江是十一月四日（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民军起义的。三日夜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先生曾入抚署，请增韫将旗营兵士编入民籍，宣告独立，以免战祸，可是遭到拒绝。四日夜二时，民军奋起，便活捉了增韫，占据了军械局及炮马辎各营。五日改咨议局为军政府，公推汤寿潜为都督。浙江光复，便这样的成了功。
绍兴光复及王都督
绍兴的光复，也就在这时。据景宋先生所记，鲁迅先生在光复军还未到绍兴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人心浮动，先生曾召集了全校（此校按时间算，应该是指绍兴府学堂，即绍兴中学，可是按先生自传看来，似乎此时已所谓“走出”。沪地沦陷，景宋先生被敌寇逮捕，无法询问，只好存疑。——作者）学生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一通，来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做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垂手而得的绍兴光复。”（看这情形，似为当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事，不然以一个监学就召集学生出去游行，并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尽可能。且看景宋先生文字，似为光复以前，他就做了校长，而《年谱》及《范爱农》一文中先生却说是光复后才任校长，那么，景宋先生这文里，怕有时间上的差错。——作者）
光复后的第二天，鲁迅先生曾同范爱农到街上去看光复后的情形：——满眼是白旗，而骨子里还是照旧的。军政府是旧乡绅组织的，铁路股东做了行政司长，钱店掌柜做了军械司长……——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引起了一般青年的不满，结果在嚷了一通之后，王金发带兵从杭州来了。来了以后，就为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其王都督来，“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放在校长饭碗旁边
王都督把鲁迅先生摆在师范学堂堂长的饭碗旁边，而且给了他二百元校款。（景宋先生文中记着都督黄某，想就是此人。）他于是请了范爱农做学监。
账房先生的奇遇
对于旧任的账房，先生不但不去查账，而且留他任原职。当局原对旧任校长不满的，希望新任查出他的错来，做一堂堂的处理。所以账房先生极为恐慌，后来他听到新任对他留任的话，简直不相信是真的。后来证实确是真的以后，认为是奇遇，逢人便说。
卷上的批语
鲁迅先生到校和学生初见的一天，据当时在这学校里做学生的孙伏园先生记道：
……穿一件灰色棉袍，头上却戴一顶陆军帽，……现在推想起来，大概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罢。鲁迅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内容现在自然记不得了，但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罢，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洋历一类题目的文后得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八个字，……
《怀旧》
这时鲁迅先生除了看学生的作文以外，自己也试写了他第一篇小说《怀旧》，是回忆他九岁时从“秃先生”受教的往事。
在这篇小说里，他写出了私塾先生的虐杀儿童的情形，写出私塾先生圆满处世的“遗传”，写出私塾里面令人窒息的气氛，也写出私塾外的风光人物，以及儿童的自由天地，……是一篇充满着讽刺与幽默的写实文字。虽说还是用文言写出的，而写人物写情景，都极饱满尽致，与先生后日的著作，有着同样的风采与格调。
这第一篇小说，后二年在《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中刊出，极得编者恽铁樵先生的赞许，在大加圈点以后，还来个评语，说是：“曾见青年人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极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一角又两铜元
鲁迅先生这时生活在青年的群中，以及自己可以得着写作的时间，虽说是快乐的，但学校以外的事，苦恼着他，使他终于还是“出走”。事情是这样的：
王金发这人据《清鉴》所载，他乃是嵊县的会党中人。曾经同竺绍康，徐锡麟等发生过关系，时间是在一九〇七年，徐在绍兴府办大通学堂的时候。他原是“绿林大学”出身，后来得了光复的光，昂然的走进绍兴，初来的时候，“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而他带来的些“小罗宾汉”也“故态复萌”了，以至于鲁迅先生去见这王都督的时候，连外衣都不能放心挂在客厅的外面，若是这样，“小罗宾汉”们就会顺手牵羊的拿了去。——在这样的都督，士绅……统治之下，当然还是不行的，于是就有青年来找鲁迅先生，说是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要请鲁迅先生当发起人之一，结果答应了。
五天后出了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骂了十几天，都督当然火了，说是他们诈取了钱，还骂他，便要用手枪对付。鲁迅的母亲着了慌，叫他不要出门，鲁迅先生却不以为然，觉得杀人的事总不是这样轻易。杀到底是没杀，而再去要校款的时候，都督却大发脾气，说别人都把钱送我这来，他反而要拿去，好，再给他一些，下次没有了。这样又取来二百元之后，鲁迅先生说：“我既不会变钱，又不会送去，只好连学校一并交出。四百元钱，维持了半年，还结余一角又两铜元。”——便如此的完结了校长生活。
股本与少年
王都督所说的“诈财”，也不是无因的，不过不是指着鲁迅先生所用的校款，而是在报纸骂了几天之后，都督便送去了五百元。少年们在会议之后，决定收他这钱，而且还骂。鲁迅先生由范爱农口中听到这消息，便去问这事的真假，结果是真的。鲁迅先生便说了几句不该收这钱的话，于是惹起一位名为会计的质问：
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鲁迅先生在校内既不能变钱维持，在校外又碰了这般少年振振有词的钉子，幸好那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先生任教育部长，许寿裳先生已在那边，有信来要先生往南京。便决计去教育部任职。向都督辞职，当然是照准的。先派来一位拖鼻涕的接收员接收，又派来一位孔教会会长傅力臣继任校长。——鲁迅先生便是这样满怀失望，两袖清风的到了南京。
“草字头一路的”
从这里也看到正如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他听到人家说“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后来看到实际情形，果然如此。因为“辛亥革命”只是在军事上成了功，而政治上因为没有从基础上发动民众，各地军政府一成立，官僚，军阀，土劣，以及“罗宾汉”之流，都投机到统治的机构里，把先烈的血，作为他们享受的酒，高歌狂饮，大搜大刮起来。不怪中山先生从事革命以来，失败十次以上，而从未说过灰心的话，但是看到“辛亥革命”成了功，他反而在后来的讲演中（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讲《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叙述当时的心情道：
鲁迅先生在后来的文中，也有多次提到“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在《华盖集·补白》一文中说道：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
银桃子与宣德炉
《阿Q正传》中的“阿Q革命”与“不准革命”也正是暴露这一时期的投机分子的活跃。连赵太爷的儿子赵秀才也花了四块钱，“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他的革命，只是同“钱洋鬼子”去打碎了“静修庵”中的“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而且顺手还弄回来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
失望中的出走
鲁迅先生多年的盼望，得到这样结果，怎能不使他灰心失望呢？——所以我以鲁迅先生怀着失望的心绪到了南京，结束我这篇“民元前的鲁迅先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写起
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第一次写竟
三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改写完成
于金刚桥旁草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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