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由困顿走入“异途”
by 王冶秋祖父的下狱
更大的，不幸的事情终于来了，在鲁迅先生十二岁的年尾，七十九岁的曾祖母去世了。第二年的三月，先生的祖父介孚公丁忧回籍，到这年秋天，祖父却因事下狱。（在周作人《陶庵梦忆序》中是记着：“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七年）祖父因事系杭州府狱，我跟着宋姨太太住在花牌楼，每隔两三天去看他一回。”与许寿裳先生的《鲁迅年谱》所载，在时间上是周作人弄错了。因为在先生祖父下狱，父亲屡病的时候，先生也才有药铺柜台那样高，若按一八九七年计算，他已有十七岁了，总要比药铺柜台高的。后来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一文中，已有了更正，不过这点材料，还可保留于此。）父亲受了这样接二连三的打击，也患了重病。（鲁迅先生逝世后，上海《时事新报》刊载了一篇《盖棺论定的鲁迅》，那上面说“他父亲受这桩事情（指祖父下狱事——作者）的刺激，累及科名，前途绝望，服烟自戕”，不知何所根据？）家产也因为丧葬，下狱，长期的请医生吃药，而花费将尽了。
乞食者
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到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
从这一段记载里可以看出当鲁迅先生的祖父下狱以后，为了差役的恶索，为了官司的花费，已经把家产几乎弄光，他便只好同弟弟们寄住在大舅父的家里，从前的外家的高接远送的情形看不到了，看到的是一副对待所谓“讨吃者”的面孔。——这冷暖的对照，刺伤着孩子的心，所以鲁迅先生在当时要决心回家，虽然家境衰落了，总还可以减轻些这种精神上的压迫。
父亲的病
谁知回家以后，父亲却生着重病，以至于缠绵四年多，终于故去。在《呐喊·自序》中曾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买药。回家之后，又需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鲁迅先生的父亲，害的是“水肿病”，请的是一位曾经给人开过“凭票付英洋二百元正”的“药方”的名医，所谓“名”，从上面的药引看来，也便见到他的不凡。而结果却与病并无补救，他为推卸责任起见，便另荐了一位陈莲河先生。
那位名医的诊金是每一次一元四角，在当时已经是颇大的数目，这样隔日一次，实在不是一个破落家庭所能担负，这样度过了两年，其中的苦况，在上面的《自序》中已经可以见到一些。待到换了这位陈莲河，诊金还是照旧，而药引更加奇怪，如最平常的是用原配的蟋蟀一对；另外还加用什么丸药，像“败鼓皮丸”之类，据说是“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然而对于病还是无救。陈莲河先生有一回就说道：“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父亲最后在床上“喘气”了，在买上几斤“人参”让父亲多喘几天气之后，仍是无望。终于在衍太太的摆布命令之下换了衣服，大声的喊着垂死的父亲，一直到父亲咽了气。
鲁迅先生的父亲，正如卜者所言，是一位“性高于天，命薄如纸”的人，住在故乡的老屋里，看见邻家的竹园，曾经说过他的志愿，说是愿意有一小楼，清闲幽静，可以读书，可是时代的轮子把他这清静的感想辗碎了。除了眼看着家庭的衰落以及病室前的三尺天井以外，他只好带着想望走进坟墓。
张献忠与永乐帝
先生在这伺候病人的余暇（十四五岁时），曾读了记载张献忠屠蜀的《蜀碧》，当时他也曾痛恨这流贼的凶残，可是后来偶然在破书堆中发见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明抄本，在那书上他看到永乐帝的上谕，便将憎恨移到这位皇帝身上去了。例如（以下两条上谕，不一定载于《立斋闲录》中，是鲁迅后来在别的书中看到的，姑且举例以见）：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从这两条“上谕”里，也已经可以看出永乐的凶残无道；然而想起他曾经剥了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的事来，这又算是较温和的事了。无怪鲁迅先生后来说道：“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这时他又常常旁听到一些大小男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的事，并且“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后来出来了，据说她所以出来的原因，就因为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她为远避危险起见，所以赶紧走”。又听到一个乡下人说起，洋鬼子安电线，每年加添铁丝，就是预备将来鬼兵到时，使中国人无处逃走。又说洋鬼子照相，就是勾魂摄魄。又有一位念佛老太太说洋鬼子挖心肝，是去熬油点灯，用以照宝的。原因是人心总是贪财，用这油点灯，遭着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
他又看过街头的照相馆，壁上挂的框子里，看到曾大人，李大人，左中堂，鲍军门等照片，有一位族中好心的长辈，教育他说：“这些都是当今的大官，平‘长毛’的功臣，你应该学学他们。”鲁迅先生后来说道：“我那时也很愿学，然而想，也需赶快仍复有‘长毛’。”
虽然那时有些人怕照相照去“威光”，却也有人去照顾相馆，半身像是忌讳的，因为像腰斩。总是照全身像，“旁边一张大茶几，上有帽架，茶碗，水烟袋，花盆，几下一个痰盂，以表明这人的气管枝中有许多痰，总需陆续吐出。人呢，或立或坐，或者手执书卷，或者大襟上挂一个很大的时表”。
倘是雅人，便有赤身裸体，装做晋人的，也有斜领丝绦装做X人的，也有化装合照而成的“二我图”，“求己图”。
鲁迅先生眼看到家庭的破败，眼看到这描述统治者凶残的记录，也听到关于洋鬼子种种传闻，也看到那些五光十色的照片，使他的思想渐渐的深化了。同时，因为祖父在狱中，父亲由卧病以至死去，这期间家庭中撑持局面的担子，一部分便落在他的肩上，这从“风筝”那一件故事中，也可以看出他小家长的风度来。
他看见弟弟（大约是建人先生吧？）喜爱风筝，他认为这都是“没出息孩子”们的玩艺，他不许他放，甚至连弟弟看着别人的风筝，在那里高兴跳跃，他都认为是可鄙的。
有一天，在他发现弟弟在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子里糊风筝的时候，他便“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上踏扁了”，留下他的弟弟“绝望的站在小屋里”。
这种情形，我以为鲁迅先生的当时思想，大约是要管教这“没出息”的弟弟，来一同担负“重振家声”的任务吧！——这是家庭苦难的折磨，使他变为“小大人”，因而对于弟弟的嬉玩，乃有这样惨酷的打击！
在先生的父亲逝世以后，祖父还系在狱中。（周作人《燕知草跋》文中这样说。可是，若据其他记载，先生的祖父下狱三载后得赦，那么先生父亲去世的时候，祖父约已出狱。不知孰是？）此后的日子，便沉落在穷苦无靠的深渊。想看的书，想吃的东西，都无法买到。有时到衍太太那里去述述苦，她却告诉鲁迅，可以去拿母亲的钱；鲁迅说母亲并没有钱。她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的。鲁迅说也没有首饰。她却又道：“到大橱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鲁迅先生虽没有照她的话去作，但不到一月，流言便来了，说鲁迅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使他感觉到像掉在冷水里。他曾说：
八元旅费
鲁迅先生在受到这一副副冷暖的人情世故的面孔之后，在流言的围袭中，使他对于这熟识的环境和人物，起了极大的厌恶。于是他决心“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那时为全城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学校，叫做中西学堂，汉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然而已经为众矢之的了；熟读圣贤书的秀才们，还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来嘲诮它，这名文便即传遍了全城，人人当做有趣的话柄，我只记得那“起讲”的开头是：“徐子以告夷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也不然：舌之音，闻其声，皆雅言也。……”
母亲的眼泪
虽然这学校遭到顽固分子的嘲骂，而鲁迅先生对于这校的功课，并不满意。觉得功课较为别致的是杭州的求是书院，可是学费又太贵，入不起，——最后只有到南京去入不要钱的学校去。而这种走异地，入异途，学洋务，在当时是被一般人认为走投无路人的去处，是为读圣贤书以及“赴京赶考”之流的人所唾弃的。所以先生的母亲在为他张罗了八元川资允许他自便之后，便哭了，眼巴巴的看见儿子走入人们所不屑为的境地。这凄凉的景况，无可奈何的出走，是着实刺伤着老人的心的。
鲁迅先生这一面，也是颇为难受的，在他所作的《戛剑生杂记》中有一段记到旅途的情况：
行人于斜日将坠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抑。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虽然鲁迅先生对故乡的环境人物起着厌恶，而想到自己茫茫的前途，以及破落的家庭中的老亲弱弟，是难免有这样的悲伤的。——何况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开故乡呢。
侵略与维新
到了南京以后，便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这正是先生十八岁那年三月间的事。这年正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维新变法的一年，公元一八九八年。
当先生十三岁以来，遭逢家庭的厄难的时候，国家也正遭遇着极大的变故。先生十四岁，正是甲午中日战起的一年。
这年七月一日，中日正式宣战，中国海军大败于黄海，陆军失利于平壤，接着日寇便攻陷旅顺，横行辽东；次年二月，又进袭威海卫，提督丁汝昌自杀，北洋海军完全覆灭，日寇又在南部夺取台湾及澎湖列岛。满清昏庸腐朽的政府，只得屈膝投降，这年四月十五日在马关订立条约廿一款，主要的为：
二、割辽东半岛（由鸭绿江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为止），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于日本；
同年六月间，中日又续订《通商航船章程》廿九条，在这条约中，日本取得了对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及与其他列强在中国同等的权利。
一八九七年帝俄又进兵旅顺，强迫租借旅顺大连两港，一八九八年租借条约成立；德帝国主义者也借口曹州教士事件，进占胶州湾，乃订立胶州湾条约；法帝国主义者也要求海南岛不得割让他人，且租借广州湾；日本又于一八九八年要求福建及沿海不得割让他国，……——结果在清廷这样“有求必应”的磕头政策之下，中国便已沦为次殖民地的境地了。
这期间虽有李鸿章，张之洞之流的兴办“洋务”，倡“富国强兵”的自保政策；康梁的变法维新，结果仍无救于清廷的腐朽与崩溃。梁任公在《政变原因答客难》中有一段说得很好：
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仍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戏鼾卧者，则满州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纫新制，乌乎可哉！
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
李张的“洋务运动”，是希图在不动摇封建统治的情形之下，来“坚甲利兵”，学习“洋务”，还是在“以夷制夷”的观点上出发的，在当时已经可以说是代表进步的知识分子及进步的官僚的思想。所以在同治改元以来，他们便积极提倡所谓“洋务”，兴学校，派留学……为封建政体做着“补苴罅漏”的工作。而甲午战事前后，清廷腐朽崩溃的形象毕露。于是一般更进步一点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不强大的民族企业家的不彻底的政治要求，来倡导“变法维新”，希图在不流血的改良主义的变法之下，使中国强盛起来。
前者虽说是“补苴罅漏”，而后者也无非想在旧地基上建筑新屋，所以结果是半斤八两地一样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水师学堂
鲁迅先生便是在张李等“补”“弥”的工作的尾声中，得到学习“洋务”的机会。——这“洋务”运动下所成立的学校，当然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学习的主旨的。
且今日之洋务，如君父之有危疾也，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亦可不烦言而解矣。……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
所以鲁迅先生在十八岁这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除了读英文以外，还得读一整天汉文，读的是：“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还得作一整天汉文，题目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洋务”下的旧花样
这学校的校长，当时是称为“总办”的，资格须是候补道，大堂上有着军令，是可以将学生杀头的。而鲁迅先生在这时也曾做着反抗的事。
有一次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傲然的样子，很有着学者的风度，可是当他遇到一位叫做“沈钊”的学生的时候，他却倒了霉。他把他叫做“沈钧”，于是学生们知道他并非什么学者，便以“沈钧”的大名奉赠于他。先是讥笑，继而至于相骂，不过两天之内，鲁迅先生却与其他十几个同学，就被叠连的记了两小过两大过，还差一小过，没有被开除。
这学校虽然有很高大的桅杆，下面张着网，可以练习爬桅船的技术，这可以算是有些“洋气”了，而一个游泳池因为溺死了两个学生便填平了，上面还特别盖个关帝庙，借这关夫子的威灵，来镇压水鬼。并且为着超度亡魂的关系，每年七月半还得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里放焰口。鲁迅先生还记得看见一位红鼻胖大的和尚，“戴上毗卢帽，捏诀，念咒：‘回资啰，普弥耶吽！唵耶吽！唵！耶！吽！’”
鲁迅先生觉得这不大合适，便在十个月以前，就脱离了这“乌烟瘴气”的洋学堂，而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了。——这是鲁迅先生十九岁这年正月的事。
穷苦
改入这个学校，主要的当然是上述的原因，其次的便是生活的压迫，鲁迅先生带了八元川资去考学，到了之后，钱就用光了。而水师学堂里一年只有二两银子的津贴，前三个月试习期间，还只发五百文零用钱，所以冬天连件棉衣也做不起，只好穿着夹裤过冬，每天吃些辣椒取暖。——矿路学堂是新开设的，待遇方面也许要好一些。
矿路学堂
说起这个学校的建立，又不能不说起做“弥补”工作之张之洞来。因为这个学校便是在鲁迅先生入学前四年由他奏议建立的，当时他的奏议是这样写着：
……自强新军，开办情形，业已陈奏在案。德国陆军人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今欲仿照德制，练成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地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才，光绪十二年间，天津地方曾设立武备学堂，即臣在两广总督任内，亦曾设立陆师学堂，虽学生额数有限，而此次创练新军，营哨各官，取之两处学堂出身之人，究视未学者领会较易，长进甚速，是以学堂之益，确有明征。查江南省城原设有水师学堂，今于仪凤门内和会街地方，创建陆军学堂，讲舍住屋操场，一例具备，学生以一百五十人为额，分马步炮队，及工作台炮各门，约以二年为期，二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三年期满，分别甲乙，是为毕业。又铁路一项，学有专门，与陆军尤相关系，从前北洋亦经设有铁路学堂，但人数不多，殊不敷用，今拟另延洋教习三人，招集学生九十人，别为铁路专门，附入陆军学堂，以资通贯。其款项筹措方法，陆军学堂开办四万数千两，在筹防局动款拨用，至常年经费四万余两，又铁路学堂经费二万数千两，即在山海关新认加解每年四万两，镇江关新认加解每年七千两项内动支，更劝募商捐以足之……
这个奏折呈上以后，得到皇上的允许，便开办了。至于附设的铁路学堂，因为后来的两江总督（大约是刘坤一）听说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便想训练一批开矿的技师，这样大约就将铁路与煤矿放在一起开设一个矿路学堂。而且为着煤矿的急欲大量开采，学校的功课，便偏重在这方。
这个学校因为是“仿照德制”的关系，所以外国文也学的是德文，汉文虽仍旧是读《左传》，但外加了《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改了花样，出的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这类。
此外的功课，还有格致，地学，金石学（矿物学），而且要画铁轨横断面图——功课的确是有些新鲜了。
新党总办
入这校的第二年，鲁迅先生二十岁的时候，学校总办换了一个“新党”。所谓“新党”，就是“变法维新”的人物。谈到组织，是先有康有为等发起组织的“强学会”（马关订约以后，在上海创立，有谓在北京创立者），最初参加的有文廷式（翰林学院士）张家鼐（工部尚书）张之洞（湖广总督）以及岑春煊，张謇，袁世凯等人。又办了一个《时务报》（系由《强学报》改名而成），由康的弟子梁启超主笔，议论当时新政，风靡一时。这校的总办既是一位“新党”，所以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
他考汉文，也是自己出题目，与一般教员出的不同，例如他曾出过“华盛顿论”，弄得汉文教员反惴惴的来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时务报》与《天演论》
因此，学校中看新书的风气也流行起来。鲁迅先生在当时也便花了五百文买了一部白纸石印的《天演论》，“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拍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学校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译学汇编》（按：该书或即称为《译书汇编》，为光绪一十五年（己亥）日本留学生所最初创刊两种新杂志之一种，为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所主持。所译西书有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节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诸书。）在这里都可以任人阅看了。
鲁迅先生有位本家老前辈，看到他看这一类的书，便很严肃的对他说：
“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鲁迅虽然一面想，诚然，可恶的很，可是一面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感，而这位老前辈又说：
这篇文章是以“臣许应骙跪奏……”开首，来参康有为及御史杨深秀于戊戌年三月上书请废八股之不当的（事见《清鉴》七一〇页）。鲁迅先生却没有听他那一套，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鲁迅先生这一时期的思想，已由憎恶S城人的面孔的反动而投身“洋务”，又由水师学堂实际感到“洋务”的不彻底，改入另一个较新的矿路学堂，又由这里扩大了眼界，接受一些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又接受了西洋的“物竞”“天择”的道理。——这一过程，正是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大变革前夜的过程。
变法失败与义和团兴起
自从雅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自守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甲午一战，满清腐朽的统治，便已紧敲着丧钟，稍为清醒一点的官吏，在甲午战前便实际经验到非急起直追，无法与外力抵抗。于是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的“洋务运动”产生；一般有革新思想的士大夫，认为这还是枝节的办法，非普遍的改革。于是便有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上海“广学会”的创立，介绍科学思想，宣布更进步一点的富国强兵的道理。同时，这年康有为已开始提倡变法，继之康又有“强学会”的组织，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又有“桂学会”的组织，是康梁直接领导的“变法维新”的中心机关，这年又有顺天府尹胡燏棻的条陈变法自强的奏折，康梁这年赴北京会试，适当《马关条约》刚刚签定，乃有集合一千三百人签名请求变法的“公车上书”事件，书中主要的意见是说明当前政治经济的危机，主张政府应该扶助农业，救济手工业，扶植商业，赈济贫民，取消厘金，兴办重工业，建铁路，办学校，废八股，……是针对着帝国主义者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而发的。——这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颇得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的赏识，乃介绍有为于光绪帝。
这年康中进士，自此以后，他有七次上书，但都为守旧顽固的高级官吏所阻，不得上达。可是他的奏稿，如为胶案事件者，已在京师传抄殆遍，光绪帝知道了，也颇思采用，且拟召见康有为，却为恭亲王所谏阻。不得已，光绪帝就特命总理各国事务的王大臣传询康有为的救国大计，并命他具折上陈，又宣取他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两书以供御览。于是康便有一篇《应诏统筹全局疏》，要皇帝“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说到变法之始，他说最重要的有三点：
条陈上去以后，皇帝深为采纳，且因外患内忧的紧逼，这年四月，光绪帝便毅然下定国是的诏文，略谓：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事，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创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度，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舆论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政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分争，互相水火，从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大小臣工，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佩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养成通权济变之才云云。
从这篇宝贵的文献里，看出变法维新的难产，与光绪帝毅然决然的态度，因为他知道，非如此，便无以挽救己身的命运了。
接着便召见康有为，引用了新党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到这年七月，光绪对实行新政的谕诏，凡数十下，如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汰冗员，广言路，保荐经济特科人才，开办京师大学堂及各种学堂，兴办银行，设立铁路矿务等局，废祀典不载的寺庙，裁老弱无用的兵额等等。——都是维新变法具体的设施。
光绪帝的这种举动，引起守旧派极大的恐怖，乃利用慈禧皇太后的家族地位，来消灭所谓“帝党”。而这“帝党”是士大夫以及赤手空拳的皇帝，既无兵力，又少群众，结果很快的被“后党”扑灭，一方面是六君子被杀，康梁逃亡；一方面是光绪“欲食鸡丝而不得，欲食米粥而不得”（梁氏语）的被幽囚起来。——这种在旧地基上的资产阶级性的保皇改良运动，就此一蹶不振。
“后党”得势以后，对帝国主义者的着着进逼，也是感觉无以应付，乃希图利用“义和团”来驱逐“洋人”的势力，同时也利用“拳匪”来扑灭反政府的运动。——在这种“神话”式的安内攘外的政策之下，酿起一九〇〇年的“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陷平津，皇太后皇帝西奔逃难，次年“辛丑和议”，赔偿列强军费达四万万五千万两（本利计算达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且平毁大沽一带炮台，允许各国驻兵，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又更进了一步。
这一大段历史背景的详述，是极有助于对鲁迅先生在南京求学期间生活的了解。——因为他那时正处于这大动乱的年头。
我们看他在戊戌这一年（一八九八年，先生十八岁）上的江南水师学堂，己亥这一年（一八九九年，先生十九岁）改入矿路学堂，庚子这一年（一九〇〇年，先生二十岁）他在学校二年级，辛丑这一年（一九〇一年，先生二十一岁）他在学校毕业。——他正在学校中度过了“变法维新”，“后党”得势，“拳匪”之乱，和“辛丑和议”。
到外国去
所以在他初入“水师学堂”的时候，正看出“洋务运动”的骑墙与衰退；在入“矿路学堂”的时候，又赶上“维新”的尾声，他虽是幸运的在这个学校里第二年上碰到个看《时务报》的总办，而这个学校却在这年几乎被裁撤了。在先生的《琐记》中虽说是受了“开矿无利”的影响，实际上怕还是政治上的变动所致。好容易凑合毕了业却是“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得，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只还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他这时从译出的书上（如《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以及历史等书）看出了中医的有意或无意的骗局，以及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便很想能到日本学医，这个愿望，后来终于达到了。
学校生活
除了上述以外，鲁迅先生在上学时期的日常生活方面，还有几点可以在这里补述一下的，就是：
一、他在学校，对于功课从不温习，而记忆力特别强，考试时总是名列第一的时候多。他便利用这不温习功课的时间，看课外的书报，除了上述的《时务报》，《天演论》外，他还看过生理学，严译的《法意》，另外就是看小说，其中以林琴南的译著为最，从《茶花女遗事》出版以后，随出随买。
二、好骑马，往往由马上摔下，弄得皮破血流，还是骑，而且常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
四、不屈服，他曾骑马过旗营附近，遇到旗人的攻击，他不甘心受旗人的欺侮，扬鞭穷追，以致坠马。
五、苦学，穿夹裤过冬，上面已经提到，还有是上下轮船的时候，总是坐独轮车，一边搁行李，一边自己坐。——而他对于学问，丝毫不放松，他曾手抄汉译赖耶尔（C．Lyell）的《地学浅说》（Principles of Geology）两大册，图解精密，抄摹实在不易。
六、对于“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已经知道了一些。
看了这一时期的鲁迅先生的生活，便知道他在这时看透了“洋务”运动的本质，部分的受了“变法维新”的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西洋科学，哲学，文学的思想。——而这些多半得力于他的课外阅读。他没有被学校的小圈子范围住，他又冲破了另一些半新旧的围绕，向光明辽阔的远方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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