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小说集》

附录 关于作者的说明

•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1867—1917）名金之助，初为东京大学教授，后辞去入朝日新闻社，专从事于著述。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一九〇八年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说明他们一派的态度：

“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著不触著之中，不触著的这一种小说。……或人以为不触著者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著的小说不特与触著的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间很是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挂幅》（Kakemono）与《克莱喀先生》（Craig Sensei）并见《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

• 森鸥外

森鸥外（Mori Ogai，1860—）名林太郎，医学博士又是文学博士，曾任军医总监，现为东京博物馆长。他与坪内逍遥上田敏诸人最初介绍欧洲文艺，很有功绩。后又从事创作，著有小说戏剧甚多。他的作品，批评家都说是透明的智的产物，他的态度里是没有“热”的。他对于这些话的抗辩在《游戏》这篇小说里说得很清楚，他又在《杯》（Sakazuki）里表明他的创作的态度。有七个姑娘各拿了一只雕著“自然”两字的银杯，舀泉水喝。第八个姑娘拿出一个冷的熔岩颜色的小杯，也来舀水。七个人见了很讶怪，由侮蔑而转为怜悯，有一个人说道：“将我的借给伊罢？”

“第八个姑娘的闭著的嘴唇，这时候才开口了。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

这是消沉的但是锐利的声音。

这是说，我的杯并不大，但我还是用我的杯去喝。”

《游戏》（Asobi）见小说集《涓滴》（1910）中。

《沈默之塔》（Chinmoku no tō）原系《代〈札拉图斯忒拉〉译本的序》，登在生田长江的译本（1911）的卷首。

• 有岛武郎

有岛武郎（Arishima Takeo）生于一八七七年，本学农，留学英美，为札幌农学校教授。一九一〇年顷杂志《白桦》发刊，有岛寄稿其中，渐为世间所知，历年编集作品为《有岛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辑了。关于他的创作的要求与态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辑里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说明。

“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在我的周围，习惯与传说，时间与空间，筑了十重二十重的墙，有时候觉得几乎要气闭了。但是从那威严而且高大的墙的隙间，时时望见惊心动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隐忽现。得见这个的时候的惊喜，与看不见这个了的时候的寂寞，与分明的觉到这看不见了的东西决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现了的时候的寂寞呵！在这时候，能够将这看不见了的东西确实的还我，确实的纯粹的还我者，除艺术之外再没有别的了。我从幼小的时候，不知不识的住在这境地里，那便取了所谓文学的形式。

“第二，我因为爱着，所以创作。这或者听去似乎是高慢的话。但是生为人间而不爱者，一个都没有。因了爱而无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个生活，常从一个人的胸中，想尽量的扩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这扩充性所克服了。爱者不得不怀孕，怀孕者不得不产生。有时产生的是活的小儿，有时是死的小儿，有时是双生儿，有时是月分不足的儿，而且有时是母体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我的爱被那想要如实的攫住在墙的那边隐现著的生活或自然的冲动所驱使。因此我尽量的高揭我的旗帜，尽量的力挥我的手巾。这个信号被人家接应的机会，自然是不多，在我这样孤独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两回也罢，一回也罢，我如能够发见我的信号被人家的没有错误的信号所接应，我的生活便达于幸福的绝顶了。为想要遇著这喜悦的缘故，所以创作的。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厌了这个了。应该蜕弃的壳，在我已有几个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严重的给我抽打那顽固的壳。我愿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与幼小者》（Chisaki mono e）见《著作集》第七辑，也收入罗马字的日本小说集中。

《阿末之死》（Osue no shi）见《著作集》第一辑。

• 江口涣

江口涣（Eguchi Kan）生于一八八七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曾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

《峡谷的夜》（Kyokoku no yoru）见《红的矢帆》（1919）中。

• 菊池宽

菊池宽（Kikuchi Kan）生于一八八九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他自己说，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豫备做创作家的，但后来偶做小说，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评论界的赞许，便做下去了。他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怃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著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在《菊池宽论》（《新潮》一七四号）上说：

“Here is also a man——这正是说尽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话。……他们都有最像人样的人间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样的人间界。他们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论使他们中间的谁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们，不能呵骂他们。这就因为他们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锐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的活动着的他们的质素，可爱的人间性，打动了我的缘故，引近了我的缘故。换一句话，便是愈玩菊池的作品，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间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Here is also a man这一句话了。”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Miura Uemon no Saigo）见《无名作家的日记》（1918）中。

《报仇的话》（Aru Katakiuchi no hanashi）见《报恩的故事》（1918）中。

•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iunosuke）生于一八九二年，也是东京大学英文学科的出身。田中纯评论他说：“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他在小说集《烟草与恶魔》（1917）的序文上说明自己创作态度道：

“材料是向来多从旧的东西里取来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进到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贴切的合而为一，小说便写不成。勉强的写下去，就成功了支离灭裂的东西了。

“说到著作着的时候的心情，与其说是造作着的气分，还不如说养育着的气分（更为适合）。人物也罢，事件也罢，他的本来的动法只是一个。我便这边那边的搜索着这只有一个的东西，一面写着。倘若这个寻不到的时候，那就再也不能前进了。再往前进，必定做出勉强的东西来了。”

《鼻子》（Hana）见小说集《鼻》（1918）中，又登在罗马字小说集内。内道场供奉禅智和尚的长鼻子的事，是日本的旧传说。

《罗生门》（Rashōmon）也见前书，原来的出典是在平安朝的故事集《今昔物语》里。

《沉默之塔》译者附记

森氏号鸥外，是医学家，也是文坛的老辈。但很有几个批评家不以为然，这大约因为他的著作太随便，而且很有“老气横秋”的神情。这一篇是代《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译本的序言的，讽刺有庄有谐，轻妙深刻，颇可以看见他的特色。文中用拜火教徒者，想因为火和太阳是同类，所以借来影射他的本国。我们现在也正可借来比照中国，发一大笑。只是中国用的是一个过激主义的符牒，而以为危险的意思也没有派希族那样分明罢了。

一九二一，四，一二。

《鼻子》译者附记

芥川氏是日本新兴文坛中一个出名的作家。田中纯评论他说：“在芥川氏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这篇便可以算得适当的样本。

不满于芥川氏的，大约因为这两点：一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一是老手的气息太浓厚，易使读者不欢欣。这篇也可以算得适当的样本。

内道场供奉禅智和尚的长鼻子的事，是日本的旧传说，作者只是给他换上了新装。篇中的谐味，虽不免有才气太露的地方，但和中国的所谓滑稽小说比较起来，也就十分雅淡了。我所以先介绍这一篇。

四月三十日译者识。

《罗生门》译者附记

芥川氏的作品，我先前曾经介绍过了。这一篇历史的小说（并不是历史小说），也算他的佳作，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这时代是平安朝（就是西历七九四年迁都京都改名平安城以后的四百年间），出典是在《今昔物语》里。

二一年六月八日记。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

菊池宽氏是《新潮》派的一个作家。他自己说，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预备做创作家的，但后来又发心做小说，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评论界的赞许，便做下去了。然而他的著作却比较的要算少作；我所见的只有《无名作家的日记》，《报恩的故事》和《心之王国》三种，都是短篇小说集。

菊池氏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怃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着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氏说：“Here is also a man——这正是说尽了菊池宽氏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话。……他们都有最像人样的人间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样的人间界。他们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论使他们中间的谁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们，不能呵骂他们。这就因为他们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锐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的活动着的他们的质素可爱的人间性，打动了我的缘故，引近了我的缘故。换一句话，便是愈玩菊池宽氏的作品，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间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Here is also a man这一句话了。”（《新潮》第三十卷第三号《菊池宽论》）

不但如此，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只因为要争回人间性，在这一篇里便断然的加了斧钺，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来。但他们古代的武士，是先蔑视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视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贪生而杀人的人们，的确有一些区别。而我们的杀人者，如张献忠随便杀人，一遭满人的一箭，却钻进刺柴里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杨太真的遭遇，与这右卫门约略相同，但从当时至今，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见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也愿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见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赞叹。

但这一篇中也有偶然失于检点的处所。右卫门已经绑上了——古代的绑法，一定是反剪的——但乞命时候，却又有两手抵地的话，这明明是与上文冲突了，必须说是低头之类，才合于先前的事情。然而这是小疵，也无伤于大体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