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海外八年

十双白布袜

辛丑（一九〇一年）这一年的十二月，鲁迅先生在矿路学堂毕业了，在第二年的二月（一九〇二年，先生二十二岁）便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鲁迅先生曾说道：

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

同学中派定的原是五个人，其中的一位因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便没有去，于是只剩了四个人东渡。

为着留学外国，不知该带什么才是，便去请问一位曾经游历过东洋的前辈同学，他告诉鲁迅，应该多带些中国袜，换日本现银。结果是带去十双中国白布袜，因为进校后需常穿皮鞋和制服，布袜成为无用；银元也需赔钱再换成半圆的银元和纸币。

东京弘文学院

鲁迅先生到了日本以后，就先在东京弘文学院江南班学习日语。——这个学校，是为“清国留学生”预备的。

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的装束举动，说起来是颇带着滑稽历史的意味的：

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跳舞　炖肉　革命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可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也有些人不去“学跳舞”，而在住居的地方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

鲁迅先生既不是这盘着辫子在“咚咚咚”的“学跳舞”之中的一个，也不会关了门在外国炖牛肉吃，于是他就更加努力读书，除了文学的书籍以外，他又喜欢看哲学书籍，所以他当时常与同学许寿裳先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例如他问：

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

看书之外，又常常参加集会，听讲演，有一次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先听得肃然起敬，到后来听到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即指西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者哄堂大笑，鲁迅先生感觉有些失望。他认为这种“打诨”，有害于听众的情绪。这时吴先生正与公使蔡钧大战，头上的白布下面就是光荣的伤痕。不久吴先生便被押送回国。（按：冯自由先生所记，吴于壬寅年间奉粤督陶模命带领速成师范生胡衍鸿等东渡。是年八月，留学生因反对取缔学生事件，与蔡钧大起冲突，吴在清使馆抗争最力。蔡乃请日政府以警察逐吴返国。吴被解时，愤然跃入城濠，赖日警援救，得不死，留学生因此事颇有归国者。）

兴中会

写到这里，又不得不回溯一下历史事件，因为东京这时的活动情形，是有着历史的根源的。

上面我们已经谈过“甲午之役”的前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事，已引起全国有识者的公愤，所以爆发了革命运动。可是除了我们谈过的“洋务”，“保皇变法维新”（康曾说过膝盖就是为着跪拜皇帝等等而用的，否则要此膝何用？）等不彻底的改良运动以外，又有一派主张彻底推翻满清的革命党人及组织，那便是中山先生及杨飞鸿先生所领导的“兴中会”。

中山先生在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广州发难之先，曾往天津，上书李鸿章，（按：即《上李相国书》，主张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条陈改革的事端，可是遭到李鸿章的拒纳。中山先生于是觉得保皇维新的改良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乃愤而走檀香山，联合华侨，于甲午（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组织了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马关订约以后，中山先生返国，途经日本横滨，便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由此在日本方有兴中会分会的设立。不过那时还限于华商分子，真正留学生的提倡革命，是约始于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两年。当时的留学生不满百人，主张根本改革中国政治的，也不过刚是半数，其他的一半，便抓在保皇党的手中。

东京的浪潮

到了辛丑（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鲁迅先生这一年赴日留学），各省留学生才增至数千人。曾组织留学生会馆于神田骏河台，开幕的这天，吴禄贞演说，比喻这会为美国费城的独立厅。壬寅这年三月十九（明崇祯殉国忌日），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马君武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为清公使蔡钧要求日本政府禁止举行。纪念会宣言，出于章太炎的手笔，文中有这样的警句：

……是用昭告于穆，类聚同气，雪涕来会，以志亡国……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复逾数稔，逝者日往。焚巢余痛，谁能抚摩。每念及此，弥以腐心流涕者也。……

这会中山先生也曾由横滨赶来参加。

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的元旦，各省学生又在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礼，到了千多人，清公使蔡钧也去了。而这时有马君武，刘成禺先后演说满洲吞灭中国的历史，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说得慷慨激昂，满座鼓掌。满宗室长福起来驳斥，为群众呵退。

这年四月，因帝俄占东三省，留学生发起组织拒俄义勇军，后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举蓝天蔚为队长，留学生参加的有一千多人，每日操演不绝，后来为日政府所禁止。

由癸卯到甲辰（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留学生中编著革命书报的事，更风起云涌，如：

鄂人刘成禺等编的《湖北留学生界》；

苏人秦毓鎏等的《江苏》；

浙人孙江东蒋方震等的《浙江潮》；

湘人陈天华等的《新湖南》及《游学编译》；

此外出版物如《猛回头》，《警世钟》，《国民必读》，《最近政见之评决》，《汉帜》，《太平天国战史》，《二十世纪之支那》等。

又有人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录明末清初的文献，集印成册的有《湖北学生界》所出的增刊《汉声》，封面上题着文选集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书的内容，大约是少不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这一类的文字。

另有也是抄录翻印的，如《朱舜水集》《张苍水集》，也在这时或稍后出版。

还有黄萧养《回头》及其他单篇的汇集出版。

鲁迅先生在东京弘文学院的期间，正是东京留学生最活跃的时期。他是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到的东京，入弘文学院，到甲辰年（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八月才到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所以东京留学生革命空气最浓的时期，他正在这里。而且活跃的中心领导者，是主张彻底推翻满清统治的“兴中会”，而不是“保皇党”。鲁迅先生此时的思想趋向，显然的是站在反满革命的一面了。他大约就在这时候读了“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他认为别的千言万语，抵不过他这浅近直接。邹容当时才十九岁，这书是主张“革命排满”的。他又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道：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智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从这寥寥几句话里，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当时的活动情形。又从《范爱农》一文中，也可看出他是浙江同乡中较为活跃的一个。当新来留学的同乡如范爱农，陈伯平，马宗汉等到岸的时候，他曾去横滨迎接，看见他们在火车上让坐，而且带着绣花弓鞋（徐锡麟太太的），火车一开，让坐的跌倒三四个，弓鞋为检查人员仔细赏玩。鲁迅先生当时很不以为然的摇了两次头。——从这“不以为然”中，也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行动的概略。

《浙江潮》撰稿

鲁迅先生这时除了学习日文，以及到外边活动以外，他于一九〇三年便为《浙江潮》撰稿，在《集外集》中还可以见到的《斯巴达之魂》，及《说鈤》两篇，就是这时的产品。

这两篇文章，据鲁迅先生自己说道：

我记得自己当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他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的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说鈤》中有“驰运涅伏”“最人捏伏”等语。——作者）

其实，这两文，仍有它历史的意义在。前者是讲述斯巴达勇士与波斯王大战的故事。斯巴达勇士以三百人扼守温泉门与敌数万人苦斗，终于全军死义，仅有一人生还。生还的这人，是事先因目疾休养，未参加战斗，可是这仅有的一人，回家以后，他的妻认为他辱国辱家，竟以死谏。——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犹见于今日的希腊。鲁迅先生当时译这文字的动机，无疑的是鼓吹青年应以此种精神拯救国家于危难。——在译文前短序中鲁迅先生这样写道：

……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

后者是译述法国居里夫人（原作“古篱夫人”）发现“镭”的经过（原作“鈤”），也是初期绍介西洋科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文字。篇末有云：

自X线之研究，而得线；由线之研究，而生电子说。由是而关于物质之观点，倏一震动，生大变象。最人涅伏，吐故纳新，败果既落，新葩欲吐，虽曰古篱夫人之伟功，而终当脱冠以谢十九世末之X线发现者林达根氏。

前一篇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青年时代的蓬勃朝气，以及战斗的意志。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青年的鼓舞激励。后一篇便看出他对科学的爱好，同时也可以看出他认为要解救中国的危亡，非接受外来的科学思想不可。所以不但自己在阅读这类书籍，而且把它译述出来，公诸当时的青年。

《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

用同一心理，又译出美国培伦（名查理士）所作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1]与英国威南^[2]作《地底旅行》两书。另外还有一部《北极探险记》大约也是这时译出，可是原文已经寻觅不到了。（这书叙事用文言，对语用白话，曾由蒋观云先生介绍给商务印书馆，被编辑退回，并且大骂，说是“译法荒谬”。）

在《月界旅行》的《弁言》中先生说道：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谈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彼纤儿俗子，《山海经》，《三国志》诸书，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葛亮之名者，实《镜花缘》及《三国演义》之赐也。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从这段《弁言》中，很可以看出他译“科学小说”的动机。他是想借着这“小说”体裁，容易为一般人接受，来普遍的传达科学思想。

《月界旅行》这书，是根据日译本重新译述的。将原有二十八章，改为十四回的章回小说，这种办法，大约是受了林琴南的影响。

这书是一九〇三年译于“日本古江户之旅舍”。

书的内容，是借一美洲合众国中的麦烈兰国的枪炮会社为起点，叙述这会社因战事结束，社长、会员均无事可干，于是社长发起要对月界开一条通路。于是利用他们的制炮的科学知识，加上天文学界的帮助，工程师的建造，数学，仪器等等的推算。终于造成一座巨炮，用炮弹将三位旅行者发射到月球上去。——这里介绍了许多科学的知识，以及科学界前进不已的“希望”，为科学而努力而牺牲的精神。——这对鼓舞青年对科学研究发生兴趣，发生爱好，因而从事科学的活动，其功实不在小。（按：此书鲁迅先生以三十元出售，换了别人的名字出版，全书于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印行。）

《地底旅行》一书，想也是据日译本译述而成的。也是章回体，凡十二回。最初用“索士”笔名发表于《浙江潮》。后于光绪卅二年由南京启新书局将全书印行。

书中内容，系述德国列曼博物学士，带着他侄儿亚篱士到衣兰岬岛斯捺弗黎火山，由火山口下降，去探“地府”秘密的事。——其中如地质学的知识，矿物学的知识，以及动植物学的知识，还有例如科学仪器，如磁针到某一地点就变向的常识，都从一件有趣的冒险的故事中，不露痕迹的介绍出来。

这种书，对青年启发他研究科学的兴趣，要比死课本有用的多。可惜这类书，到现在中国还是很少。

综观上述，我们看到鲁迅先生在东京弘文学院的时期，一面他学习了日本的语言，一面他读了许多科学，哲学，小说的书籍，一面他又绍介了西洋科学的知识，以及斯巴达人抗战不屈，英勇牺牲的精神。——这时东京留学生虽说是空前的活跃，却都是偏重于政治方面的。而鲁迅先生却能抽空埋头于科学的学术思想的译著，这在当时实在算得一个最实际的启蒙运动者。这种功勋，是永远不可湮没的。

“血荐轩辕”

他在这时（一九〇三年）曾有一首《自题小像诗》送上遂先生（即许寿裳先生），诗中说道：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诗据上遂先生的解释是：

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从这首诗里，更可以看出他这时期的感触与抱负。他正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来唤醒同胞，向科学的革命的光明大道前进。

仙台医专

弘文学院，是一个预备学校，他上了两年半以后，便于一九〇四年八月转仙台（Sendai）的医学专门学校；其时先生是廿四岁。

他学医的动机，上面已经说过。至于学医的目的，在《呐喊·自序》中也说到：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除此以外，便是许寿裳先生所记，他“还对于一件具体的事实起了宏愿，也可以说是一种痴想，就是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使恢复到天足模样”。换句话说，就是他想以新医学来使裹弯了的骨骼，再伸展到原来的样子，——有着这样的目的和愿望，便使他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

物希为贵

这个学校，在那时还没有中国学生，物以希为贵，鲁迅去了，颇受学校当局以及教职员的优待。鲁迅先生曾写过当时的情况：

……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在这学校里，鲁迅先生听到了许多新鲜的讲义，而且知道日本翻译和研究新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在这学校里，鲁迅先生曾经解剖过好些尸体，养成了他锐利，深刻，仔细的眼光。

藤野先生

鲁迅先生在这里遇到一位教骨学，血管学，神经学，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这位先生虽是对于衣着马马虎虎，有时竟会不带领结上堂，而他对于功课，却极认真负责。当时予鲁迅先生极大的帮助和鼓励。他曾仔细的为鲁迅添改着记录的讲义。甚至连文法上的错误，他也一一订正；就是绘图上一条血管的位置稍微移动了一点，他也和霭的告诉鲁迅，说是：“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被侮辱与损害的

头一学年完毕，鲁迅先生在暑假里到东京玩了一夏天，回来的时候，成绩已经发表，一百多位同学中，他考在中间。这样便引起日本同学的怀疑，又看见藤野先生对他很好，于是就认为他之所以能考在中间，一定是藤野先生事先给他在讲义上作了记号，“漏”了题目的，于是先来检查他的讲义，继之写信来警告他，又用各种方式来讽刺他，这事虽经鲁迅先生的严厉反抗，致使他们悄然无声，而先生所受到的刺激，却是极深，他由此深切了解到弱国人民的受人轻视与侮辱。先生回忆文中写道：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接着他便又遭着看枪毙中国人的命运。

枪毙中国人

学校在第二学年开始，添了微菌学的课程。细菌的形状是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尚未完的时候，便演点时事片子，来养成学生侵略的头脑，这也是“军国民”教育中的“新颖”办法。——那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期（按：日俄战争起于一九〇四年，终止于一九〇五年，鲁迅先生在医专的第二学年上学期，正是一九〇五年的后半年。先生所述的事件，或就在这半年，或者是一九〇六年日俄战争结束的时候，先生于一九〇六年春假期间离校），所映的片子，当然都是日本怎样战胜俄国的事。而他们打仗，却以我们中国东北为主要战场，所以俄国的侦探，有的是收买中国人担任的。片中便有一次映出这种侦探被日人捉住枪毙（在《自传》及《呐喊·自序》中作“被斩”）的事。看到这里，鲁迅先生的同班，便拍掌欢呼“万岁”，而且暗中说道：“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断定中国必亡。”鲁迅先生听了这话觉得特别刺耳，由此便决心中止学医。他因为看见影片中的中国人（被斩的与看斩的），体格并非不强壮，而精神上显得非常的麻木。——这种麻木，却非医药所可救治，非在精神上加以改造不可。不然他们是只会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而善于改变精神，鲁迅先生认为要推“文艺”，于是他决心中止学医。

转变

因此在第二学年未终结的时候（《呐喊·自序》中作“未终结”，《藤野先生》一文作“终结”），他辞别了医专和那诲人不倦，使他终身感激的藤野先生，而回到东京。

在许寿裳先生的文中，曾记着他的“转变”与“退学”：

……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吃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由此他便留在东京，在这年六月，为了不使母亲伤心，回国与朱女士结婚，在家只住了四天，便又返回日本。他的兄弟作人，也于这时被派往日本学习土木工程，便偕同前往，时间是一九〇六年六月，先生二十六岁。

章太炎与《民报》

到了东京以后，便开始研究文艺。同一时间（一九〇六年六月）章太炎先生也出狱东渡，在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这《民报》也成为鲁迅先生爱读的杂志之一（《民报》系每月出一册的），因为他对章先生的人格的光辉，这以前便有了景仰。

章先生是癸卯（一九〇三年）这一年为替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作序，被两江总督派员控诉于上海会审公堂，结果押在西牢的。

在狱中常常诗文寄出，为社会所重视。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也曾有刊载。如《狱中赠邹容》，及《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诗，鲁迅先生都曾熟读过，对他极为仰慕。

到了东京以后，看见他主编的《民报》，虽然他的文字古奥，极为费解，可是“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按：《年谱》载于一九〇八年从太炎先生学，这里所记，似为一九〇六年或一九〇七年），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这时鲁迅先生除了看报看书以外，因为想从外国文直接的读书起见，便继续在仙台所学的德文，又在“东京独逸语学协会”听讲。

他又看到东京的留学生办的杂志虽然不少，谈文学的却几乎没有，他便想办个文学杂志，来掀起文学运动。

《新生》的失败

于是在一九〇七年，便着手筹备，把杂志的名字也起好了，是用“新的生命”的意思定为《新生》，又预备好了封面图案及书中的插图。——谁知消息一传出去，便遭到一般留学生的嘲笑。因为那时的留学生十九都是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文学颇为轻视，有的便说：“这不会是学台所取的进学的‘新生’么？”又有人（大约是胡仁源）来对鲁迅先生说：“你弄文学作甚，有什么用处？”鲁迅先生便答复他说：“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

这《新生》在娘胎里就遭到冷嘲热讽，待到快要出生的时候，又“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科学与文艺

自己的杂志没有出版，先生这一年的几篇文字，有的便刊登在一个名叫“河南”的杂志上。（按：《河南》杂志为程克，刘申叔等在东京所创办。鲁迅先生的稿子，是孙竹丹先生来拉去的。其中有两篇是确知在《河南》上刊登，其余刊出的地方待考。）

保存至今的，一共有四篇：一篇是《人之历史》，一篇是《科学史教篇》，一篇是《文化偏至论》，一篇是《摩罗诗力说》。

《人之历史》，是对“德国里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的“诠解”。文中叙述“进化”之说，开始于希腊的德黎（Tales）；继之有瑞典的林那（K．von Linné），对动物的系统，加以论列；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又有德大诗人瞿提（W．von Goethe）建“形蜕论”；十九世纪初法人寇伟（G．Cuvier）又有动物的解说；法人兰麻克（Jean de Lamarck）著有《生体论》《动物哲学》等书，来说明种族，形态的转变，以一元论的观点，阐述生物进化的情形，反对神造的说法；到英国达尔文（Ch．Darwin）的《天择论》和《物种由来》两书传出，生物进化的学说，才算集其大成。到十九世纪末德国的黑格尔（E．Haeckel）作《生物进化系图》，且使“种族发生学”（Phylogenie）与“个体发生学”（Ontogenie）归于一元，追溯人类的由来，又述明蔓衍的情况，生物进化的学说，才达到更系统的（或者说更科学的）地步。（原文说达到“峰极”，只是当时的观感。）

这篇文字中，且将黑格尔“生物进化系图”录出，使人一目了然生物进化的情况，是一篇颇具体而有意义的文章。

至于作这文的动机，是鲁迅先生看到当时中国顽固的大人先生们死硬的不承认人是猿猴变的说法。所以他便把这种学说系统的介绍出来，且举出爪哇人猿化石发现的事实来作证明，使他们明白“人的历史”的真实情况。

《科学史教篇》一文，是叙述“科学历来发达的绳迹”，从希腊罗马起，到十八世纪末瓦特发明蒸汽机止，科学界的先驱，一一加以介绍。篇末更叙出，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法国在内争外祸的紧急关头，赖科学来挽救危亡，所以丁达尔说道：

法国尔时，实生二物，曰：科学与爱国。

这是写这篇文字的动机所在，因为先生当时看到：

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固若成然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

《科学史教篇》便是告诉人们科学的本源，使人们知道这东西要由基础上慢慢建立，不是舍本逐末可以办到的。

《文化偏至论》仍是对舍本逐末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批判。他认为这种生吞活剥半路截取西洋文化（且非西洋文化全部，只是枝叶，皮毛），希图富国强兵，只是一种为封建统治者做起死回生打算的事，而并非真正来解救中国的危亡。做这种打算的，是大部为封建主的统治效力，为个人的升官发财效力，而并非为中国广大人民效力，所以他说：

嗟夫，夫子盖以习兵事为生，故不根本之图，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前二者素见重于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或能得温饱又如故也。……

他认为：

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夫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则多数常为盲子，……少数乃为巨奸。……

这正是针对着那一时期的由上而下的“洋务运动”，由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由上而下的“伪立宪”而言。所以他要主张“非物质，重个人”。——这话好像有着“唯心”的色彩，而实际上是对封建统治者以及奴才之流的重视个人财富，希图继续保持个人财富，愚弄众人，剥削众人的自由幸福而起的反抗思想。他要求解放，要求自由，他认为非众人的解放自由，不足以挽救危亡。

我们应把这篇文字同上两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对照来看，便知道他绝非庸俗的唯心论者，而是窥探了西欧文明之所以兴起，所以偏缺，才开了这样药方。

他具有进化论的思想（见《人之历史》一文），他具有科学的思想（见《科学史教篇》一文），而他忽然在这里主张“非物质，重个人”，是有着社会的根据的，并非自己打了嘴巴。他是意味着中国非根本改革，不足以建立科学的基础，不足以起死回生，这正是由黑暗中国所产生的思想，——虽然还不是彻底的革命行动的思想，却也不是超然的“唯心”思想了。

他不但看到中国的黑暗，且也看到十九世纪末西欧文明的偏枯。所以他想旧的既不好，新的又有毛病，要在这新旧弊端之外，重建精神生活，而由这种新兴的精神，指导着中国前进，不再蹈西欧资本主义的覆辙。他认为倘若不这样，则“往者为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

这可以说鲁迅先生当时就憧憬着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而并非庸俗的“唯心”思想。

《摩罗诗力说》一文，是出发于前一思想而专对当时文艺有所主张的文字。

拜伦的崇敬

所谓“摩罗”是“天魔”的意思，“欧人谓之撒但”，本来人家拿这名词加在拜伦（G．Byron）身上的，后来凡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像德国的爱伦德（E．M．Arndt），台陀开纳（Teodor Korner）；英国的拜伦，雪莱（Percy Bysshe Shelly）；俄国的普式庚（A．Pushkin），来尔孟多夫（M．Lermontov）；波兰的密克威支（A．Mickiewicz），斯洛伐支奇（J．Slowacki），克拉旬斯奇（S．Krasinski）；匈加利的裴兑飞（A．Petof）。鲁迅先生列举这些人的身世以及作品以后，他说道：

拜伦雪莱继起，转战反抗，……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至波兰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加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兑飞；其他宗徒，不胜具道。顾拜伦雪莱，虽蒙摩罗之谥，亦第人焉而已。凡其同人，实亦不必曰摩罗宗，苟在人间，必有如是。此盖聆热诚之声而顿觉者也，此盖同怀热诚而互契者也。故其平生，亦甚神肖，大都执兵流血，如角剑之士，转辗于众之目前，使抱战栗与愉快而观其鏖扑。故无流血于众之目前者，其群祸矣；虽有而众不之视，或且进而杀之，斯其为群，乃愈益祸而不可救也！

鲁迅先生看到当时中国诗文坛的萧条寂寞，而缺乏“引吭为好音”的“黄鸟”，缺乏这种“摩罗诗力”；一味的怀旧，或者无选择的受新，他认为都不是当时中国所需要。当时所需要的正是这“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诗人。

尤其是对拜伦助希腊独立，这更是鲁迅先生爱好他诗的主要原因，先生当时读到他的诗，真是“心神俱旺”，同时又看到拜伦戴着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更起着衷心的景仰。（那时先生更读了《新罗马传奇》及苏曼殊用古奥的句子（大约经过章太炎的润色）译的拜伦的诗。）

柯根教授在他的《世界文学史纲》中曾说过：

《唐·璜》（按：为拜伦名著之一。）证明着拜伦不仅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不仅是失望之歌人，像我们所惯于表现他的，而且是伟大的写实主义者。在《唐·璜》里他视察到人生之海的深处，竭力捕捉社会的不公之根本原因，作为一个社会的证罪人之角色而出现着。……在《唐·璜》与《铜世纪》（按：亦为拜伦名著之一。）里，鞭笞着社会的过错时，他时常导引问题到经济的原因。……难以确言，拜伦是那在贵族宫廷制度之后设立于欧洲之资产阶级制度的仇敌之意识的先驱。但在《唐·璜》里有不少对于资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攻击，我们有根据可以假定，拜伦之社会与政治的见解，近其终年，带有世纪的进步趋向的精神。“银行家——我们现在的寡头政治。他们的资本给我们以法律；或者他们巩固国家，或者动摇古代王座。”可惜，诗人没有说出他最后的，或者是最有意义的话。他想在《唐·璜》里指示“民众，怎样经过完全腐烂的障碍，他们可以得到自由。我的方案——秘密”。这个秘密他带进坟墓了。……

柯根又说：

……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不能适应拜伦的灵魂。他是独特的浪漫主义者，他留予世界以那种以恶魔英雄的名称而著名之典型的最鲜明的体现。

——以上两段引文俱见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世界文学史纲》。

由此可见，以拜伦为首的“摩罗”诗派，是十九世纪时代的产物。像拜伦，他虽是出身于贵族，而反对着贵族靡烂的生活；他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物，却反对着资本主义下以利润供少数人享受的事。所以表现在文艺上，作为对贵族宫廷生活的反抗是——浪漫主义；作为对资产阶级的罪恶的暴露是——写实主义。这两种虽是集于一身，却并不是冲突的，而是旧社会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新生便又带着缺陷的时期的必然产物，因为他正是生在这新旧交替的阶段。

鲁迅先生的这篇《摩罗诗力说》，在表面上虽是鼓吹他这一派的“撒但”精神，在骨子里的意识上他也是有着拜伦的唾弃旧时代，不满新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的。——因为那时的中国，满清的统治已经腐朽糜烂，而对于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他又发现了它的缺陷与罪恶，所以他这篇《摩罗诗力说》，是主张以“摩罗诗力”来鼓动人民在两者以外建立起一个自由幸福的邦国。

徐锡麟被杀与范爱农

在这一九〇七年，除了发表这几篇文字以外，还开始学习俄文，教师名叫孔特夫人（Maria Konde），大约是虚无党人，因革命逃到日本的，住在神田，当时同去学习的，除先生兄弟外，有许寿裳先生及陈子英（名浚，因徐锡麟案避难来东京），陶望潮，汪公权等人。后来陈子英先退，陶望潮要到长崎跟俄人学造炸药，也走了，只剩先生等四人，终因财力不继，无法支撑而散。

又和许寿裳先生继续学习德语，先生所说想到德国去，也许正是此时的打算，可是也仅是“打算”而已。（苏联史丁堡著《论鲁迅及其作品》一文说先生曾留学德国，是错了，该文似还有错误的地方。）

这一年的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伯荪）刺杀安徽巡抚恩铭，鲁迅先生在东京看到报上登载这消息以后，极为兴奋。不久，秋瑾在绍兴被杀及徐锡麟“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的消息都来了，于是同乡会开会，主张发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因此鲁迅先生曾与不主张发电报的徐锡麟的学生范爱农大起冲突。——由此也可见到鲁迅先生对革命者的同情，以及对满清政府的愤恨。

秋瑾在东京留学的时期，因为是与鲁迅先生同乡的关系，常到先生宿处谈天。对于她的死，鲁迅先生深为悼惜。

《说文解字》

一九〇八年，先生因慕章太炎先生的道德文章，以及光辉的革命事迹，及与许寿裳，钱均甫（家治），朱逷先（希祖），钱德潜（夏，后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莱），龚未生（宝铨），周作人一共八个人，每星期到小石川的民报社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

《域外小说集》

同年，先生开始翻译国外新文学作品，到一九〇九年集成《域外小说集》两册出版。

先生在民国九年为这书又作过一篇新序，述及当时译书出版的情况道：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按：这两册书的印，是蒋抑巵（鸿林）代付的钱。］当初的计划，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读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〇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又在原书序中说道：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欤，而性解思维，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

这两册书里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共十六篇。

安特列夫的影响

先生所译的是俄，安特列夫（Leonid Andrejev）的《谩》《默》两篇，迦尔洵（V．Garshin）的《四日》一篇，都是根据德译本所重译。其余的均为周作人所译。

《谩》是借一对男女，写出这“谩”的无所不在。“谩”就是“欺诈”，篇中写的这位男主角，热爱着一个女子，而这女子口中虽说着“吾爱君，汝宜信我。此言未足信汝耶？”可是她终于走进一位“伟美傲岸”者的怀抱。男子苦痛悲哀到极点，希望有“诚”来援救，可是“谩乃永存，谩实不死。大气阿屯，无不含谩。当吾一吸，则鸣而疾入，斯裂吾匈，嗟呼！特人耳，而欲求诚，抑何愚矣，伤哉！”

《默》是借伊革那支夫妇的爱女威罗的夭亡，写出“默”的使人窒息的气氛。

《默》是忧伤悲哀到极致的表现，威罗是这样默然死去的，伊革那支的夫人因爱女的默然无语的死去，也变成一位默无一语的人；伊革那支也到处碰到沉默的答复，以至于疯狂。结果是这“……荒凉萧瑟之家，则幽默主之矣。”

这篇据鲁迅先生的介绍，是安特列夫的成名之作。

两篇对照看来，便可以看出安特列夫以艺术的手腕，写世中两种令人难堪的特性：“谩”的存在，使人们失却了真诚；“默”的存在，使人们无法彼此（甚至于父子夫妇）了解心境。

鲁迅先生之所以爱看安特列夫的作品，原因大约就在于他能表现这种人间的缺陷，他所以那时翻译这两篇东西的动机，大约也是亲身曾感触到这两种东西的存在的缘故罢。

在一个旧社会没落，旧道德随之渐逝的时候，新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兴起，而带着自身的缺陷走来的当儿，新道德也无法确立，于是“谩”成了无所不在的存在者。真诚因而几乎绝迹。不愿意跟从“谩”的人，便大多沉默起来（实际上是无言的反抗）。不“谩”不“默”的人，当然也有，那便是成为时代的先驱，呼号战斗的革命者。

安特列夫是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的俄国作家，他将世纪末“俄人的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都描写在这里面。他是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引语见鲁迅先生在《黯淡的烟霭里》译文后的作者介绍。）他便是以这种题材与技巧，写出廿世纪初因经济关系而产生的人性的缺陷。鲁迅先生特别译出这两篇来，或者不是无因的。

而且从后来的鲁迅先生的小说里，看出他描绘着中国国民性的缺陷，大约也部分的受着安特列夫这样小说的影响罢。

迦尔洵的《四日》，是写伊凡诺夫参加俄土战役受伤，在战地度过苦痛的四日生活的事。实际上就是写着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

迦尔洵曾参加了这次战役，而且受了伤，回来以后，极厌恶这种无意义的战争，曾为此疯狂。——这篇文字，所以极能动人的原因也在此。

鲁迅先生的翻译这篇，也有着时代的意义的。他可以想象到日俄战争中士兵的苦痛，他并且亲眼看到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无谓牺牲的影片。他大约要这篇译文，来暴露这种为皇帝贵族争个人的财富的战争的惨酷与无道。

读书与革命

这时鲁迅先生除了听讲翻译以外，便是读外国的文学书籍，当时日本翻译俄国小说还不发达，“比较绍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们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别无翻译的意思，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我们便忙着寻找，如有一篇关于俄文学的绍介或翻译，一定要去买来，把这一篇拆出保存，至于波兰自然更好，不过除了《你往何处去》，《火与剑》之外不会有人购到的，所以没有什么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书目，设法购求古怪国度的作品，大抵以俄，波兰，捷克，塞尔比亚，勃耳迦利亚，波斯尼亚，芬兰，匈加利，罗马尼亚，新希腊为主；其次是丹麦，瑙威，瑞典，荷兰等；西班牙，义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时日本大谈自然主义，这也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所买的法国著作，大约也只有茀罗贝尔，莫泊三，左拉诸大师的二三卷，与诗人波特莱耳，威耳伦的一二小册子而已。上边所说偏僻的作品英译很少，德译较多，又多收入勒克兰等丛刊中，价廉易得，常开单托相模书屋向丸善书店定购，……德文杂志中不少这种译文，可是价太贵，只能于旧书摊上求之，也得了许多，其中有名叫什么Aus Fremden Zunge（记不清是否如此）的一种，内容最好，书有一篇批评荷兰凡蔼覃的文章，豫才的读《小约翰》与翻译的意思，实在是起因于此的。”（按：后来便托丸善书店购来德文原书，当时想译，却无力。见《马上支日记》。）

这许多作家中，豫才所最喜欢的是安特列夫，或者这与爱李长吉有点关系罢，虽然不能确说。此外有伽尔洵，其《四日》一篇已译登《域外小说集》中，又有《红花》则与莱耳孟托夫（M．Lermontov）的《当代英雄》，契诃夫（A．Tchekhov）的《决斗》均未及译，又甚喜科洛连珂（V．Korolenko）……高尔基虽有名，《母亲》也有各种译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响的却是果戈理（N．Gogol），《死魂灵》还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还是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两个伊凡尼支打架》，喜剧《巡按》等，波兰作家最重要的是显克微支（H．Sienkiewicz）……用幽默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理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亦在于此。……捷克有纳卢陀（Neruda）扶尔赫列支奇（Vrchlicki），亦为豫才所喜，又芬兰乞食诗人丕佛林多（Paivarinta）所作小说集，亦所爱读不释者，均未翻译。匈加利则有诗人裴兑飞（Petof Sandor）……其德译诗集一卷，又小说曰《绞手之绳》，从旧书摊得来已破旧，豫才甚珍重之，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热心读其每日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虞美人草》。至于岛崎藤村等的作品则始终未曾过问，自然主义盛行时，亦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红绿的《鸭》一读，似不甚感兴味。豫才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理与显克微支来也。豫才于拉丁民族的艺术，似无兴会，德国只取尼采一人，《札拉图斯忒拉如是说》常在案头，曾将序说一篇译出登杂志上，这大约是新潮罢。……

（引文见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写到这里，看见《文坛》上关于周作人的消息，真是令人要呕吐，倘若依着感情，连这段参考材科，也想抛弃的。）

我们从这段记载里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当时对于外国文艺爱好的趋向来，他是爱好旧俄作家深沉的反抗和无情的暴露，他是爱好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呼喊。靖华在《鲁迅先生与翻译》一文中说道：

鲁迅先生所以注重到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尤其是俄国的作品，就因为这些作品是为人生的，是叫喊和反抗的，是被压迫者的辛酸，挣扎，呻吟，穷困的反映。这种“为人生”的思想，不但是他的文艺介绍工作的基因，而且是他全部文艺活动的出发点。

的确是如此的，他的文艺介绍工作，是有选择的，是有一定的目标的，是立基于“转移性情，改造社会”这基本观念之上的。

在同盟会的领导之下

鲁迅先生这一时期除了文艺以外，因出入民报社的关系，认识了许多“同盟会”的人，而与徐锡麟等同组“光复会”的陶焕卿（成章）也因徐刺恩铭案亡命来东京，（清廷当时加给他的罪状是：“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他在穷困时曾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糊口，不料这也是罪状之一。）因为同乡的关系，常到先生的寓所或民报社谈天，那时陶正联络江浙会党，计划起义，章太炎先生常常戏呼他为“焕强盗”，“焕皇帝”，他所谈的都是某地不久可“动”的事，又托先生代为收藏文件，票布，龙头之类的东西。而且笑说：“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可是结果先生既未加入同盟会，似也没有入光复会，（《年谱》中作曾入光复会，知堂文中说并未加入，未知孰是。）这原因正如先生自己所说：

革命的领袖皆是要有特别本领的，我却做不到。

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他又“看见某君泰然自若的和朋友谈天谈地，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做革命暗杀事情，当震耳的响声传到的时候，先生想到那实际工作者的可能惨死的境遇，想到那一幕活剧的可怖，就焦躁不堪，而回顾某君，却神色不变，好似和他绝不生关系的一般，使先生惊佩不置。”（见景宋先生《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所以景宋先生说道：“这就是说明他之所以终生是一个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者了。”

上面这一大段是记述鲁迅先生由一九〇四年八月入仙台医专起到一九〇九年六月先生归国前的生活。这一时期，中国正处在革命爆发的前夕，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追述一下历史事件。这一时期，中国已由半封建自保持的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过渡到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革命运动。上面已经叙述到一九〇四年东京留学生在兴中会影响下的活动情形，到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国同盟会便正式成立于东京（该会创始于欧洲德法比三国），在第一次开筹备会的时候，除甘肃一省外，其余十七省皆有人到会，中山先生当时说道：“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

又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誓辞。经大多数人赞成，便举行宣誓入盟手续。

七月十三日，留学界开大会欢迎中山先生于曲町区富士见楼。到会的有一千三百多人，留学界公然开大会欢迎革命党魁，这是第一次。

不久便开第二次同盟会成立会，正式选举中山先生为总理。

这年九月八日留学界又开“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

这年十月二十一日（阳历十一月二十六日）《民报》第一号在东京出版。

第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年）六月间章太炎由上海出狱，同盟会预派龚练百等到上海欢迎章先生东渡，七月十五日留学界在神田锦辉馆开会欢迎，到会的有两千多人，《民报》从六号起，由章先生担任编辑。

这年十月十二日（阳历十二月二日）在锦辉馆开“《民报》一周年纪念会”，到会的有六千人，是留学界空前的盛举。这会由黄克强先生主席，章太炎先生读祝词，词中有这样的警句：

……自兹以后，惟不懈益厉，为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铙吹，流大汉之天声。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羶，建立民国。……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

这天中山先生也参加这会，并且在演说中始谈民生主义及五权宪法。因之引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非难，两报笔战经年，到十九号《民报》才停止。

从这一年起到戊申（一九〇八年）止，留学界革命书报随《民报》兴起的有《复报》，《洞庭波》，《鹃声》，《云南》，《汉帜》，《日华新报》，《汉风》，《河南》，《大江报》，《天义报》等。

一九〇七年，清政府因看到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活动，便照会清公使要求日政府让中山先生出境，中山先生便被迫离日。

这年六月八日，梁启超等也在锦辉馆开政闻社成立大会，结果他们本身只有百十人，而革命党员却到了千多人，把会场捣散，梁启超还挨了一只木屐。

那时还有一部分人把名字也改成“扑满”“打清”，鲁迅先生后来在某一文中说道：“……可见那时候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

这些事实，都是说明这一时期在海外的革命策动地的活动情形。而在国内，则有一九〇五年的吴樾谋炸五大臣事件；一九〇六年的湖南浏阳事件，南京的党狱，云南两广的六次起义；一九〇七年的徐锡麟刺杀恩铭，秋瑾的死义……。——这些都是在同盟会直接影响及策动下的革命行动。

写了这段史实以后，我们再同鲁迅先生这时期的生活作一对照，便知先生这时的趋向，已经在光复会，同盟会这一面了。——他爱看的是《民报》，崇敬的是章太炎等，参加的是同盟会领导下的各种集会，接触的人，是光复会，同盟会中的健者……。虽然他对政治组织没有实际的参加，而在文艺的一面，他已经由他的笔来为民族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呼号喊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