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民元前的鲁迅先生

景宋

鲁迅先生是健谈的，凡是时常和他见面的朋友多知道。在授课或讲演的时候，他能够出神入化地讲，引得人们哄笑，而他自己却并不笑。但是在和私人谈话，他就会带讲带笑，说到高兴时，还会有响震屋宇的格格的轩朗笑声，似乎把一切的沉闷都驱逐去了，同时也会在这情境之下展示他生命的一页。

在东京求学时代，不但留学生多，因为地理的便捷，经济的减省，比较地更是政治运动者的大本营，而先生也适逢其会在那一时，地，和许多人接触。

浙江革命领袖陶焕卿先生，因为同乡的关系，时常来往，对于革命的举动，因着自然的耳濡目染，虽则知道得很清楚，似乎还没有肯参加过实际行动。他总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有一回，看见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谈天说地，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做革命暗杀事情。当震耳的响声传到的时候，先生想到那实际工作者的可能惨死的境遇，想到那一幕活剧的可怖，就焦烦不堪。的确是这样脾气的，他对于相识的人，怕见他的冒险（见《两地书》）。而回顾某君，却神色不变，好似和他绝不生关系的一般，使先生惊佩不置。所以他又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在《两地书》中，先生也曾说过：“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这就是说明他之所以终生是一个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者了。

秋瑾女士，是同时的留学生，又是同乡，所以也时常来访。她的脾气是豪直的，来到也许会当面给人过不去，大家对于她来都有点惴惴欲遁，但是假使赶快款待餐饭，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那时女留学生实在少，所以每有聚会，一定请她登台说话，一定拼命拍手。不幸遇害了，先生说：“秋瑾是被人拍手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这情形是可能的。也许先生因为痛惜她的死，因而更容易推论到她死的可惜了。

章太炎先生，国学非常之精醇，而又是一位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先生的向他求学，不是志在学问，而是向往他的人格。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就明白地承认：“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听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章先生的革命勋业，是人所共知的，而他的“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却是先生的“楷模”，终于先生也以“韧的战斗”见称于世，是真真能够得求学的真髓的。章先生对待学生，不是授课的时候，好似家人老友一般和蔼相向，这种精神，先生也得其神似，所以终他的一生，对青年的态度纯恳，是有所本的。

凡是跟着章先生研究《说文解字》或研究他的著作的，都知道他好用古体字。因之在鲁迅先生译《域外小说集》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地采用了。但据鲁迅先生说，章先生本来不过偶然写几个古字，可是有一位最年青而又聪明的钱玄同先生，却时常会拿着书走向章先生眼前，指出还有哪几个字应该照古体的样子写，于是章先生点头称是，照改了。越改越甚，这就弄成后来的一些文章上所见到的特别现象。

鲁迅先生对于章先生是很尊崇的，每逢提起，总严肃地称他“太炎先生”。当章先生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时，曾经被逮绝食，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后来章先生晚年行动，稍稍使人失望，先生却能原情度理，给予公允的批评，读到他纪念章先生的文章，即令人起无限景仰，给予真正的估价。

一九一〇年，先生担任绍兴中学堂的教员兼监学，那时他不过刚刚三十岁，正年富力强的时候，办事认真，学生们都畏惧他，胡愈之，孙伏园，宋紫佩等先生都是该校的俊秀超卓者，而又是社会上知名之士。内中宋先生，比较沉着，他本来在求学时最先也是学生中反对先生者之一，大约因为做监学的严峻，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罢。不知怎么一来，到后来倒是先生最知己的亲切朋友，而且加入“南社”也是宋先生介绍的。不过对于“南社”的作风，先生似乎不赞同，所以始终是一个挂名的社员，没有什么表现，甚至连许多社友也不大知道他是同志之一。

宋先生在短短的不满意之后，对先生十分了解，后来一同在北平就事，以同乡而又学生的关系，过从甚于亲属，许多事情，先生都得他帮忙。一直到现在，他的母亲，还时常得到宋先生的照拂。所以先生时常说：“我觉得先同我闹过，后来再认识的朋友，是一直好下去；而先是要好，一闹之后，是不大会再好起来的。”这几句话，拿来考察先生和朋友之际的关系，似颇的确。

一九一一年，就在辛亥革命的时候，绍兴也光复了。那时的都督是叫黄某某的，是一位中国的罗宾汉而革命成功者。关于这位先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举动，且不去说他。和先生也是朋友，正好先生在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那时的都督不少是操军政大权，无所不管的，当然学校用款也只得向黄都督面请了。总算不错，时常特别给予通融。不过去见都督的时候，你的帽子，外衣却不能挂起再去的，小罗宾汉很多，他们会很亲切地把哥哥们的朋友也看待和哥哥一样，通融用起来，是毫不为奇的。渐渐外间对都督颇有微词，甚至先生主持的学校的学生们办的刊物，也居然略有对都督不敬的文章。据传说引起都督大大不痛快，几乎要拿办先生，理由是拿他的钱来办学校而攻击他，怎么可以呢？在有一次先生照例去领款的时候，都督说：“怎么又来拿钱，人家都把钱送到我这里来，你反而要拿去，好，再给你一些，下次没有了。”“没有钱怎好办学校呢？我也不会变出钱来，更不会送去。”先生笑了笑结束了这经过，说：“我赶快办交待，一切账目都算清，结余一角五分钱，一同连学校交出了。”

他的得任校长，是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要他来继任之后，可以从办交待中，找出前校长的错处，做一个堂堂的处理的，哪晓得在先生就职之后，不但不查账，而且连照例的账房先生也不换。在捏着一把汗接待新校长的账房先生，听到叫他留任时，总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等到明白了是的确的时候，也却叹为奇遇，逢人便说。

辛亥革命的时候，先生承认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高兴得很。在绍兴尚未光复之顷，人心浮动，先生曾经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来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做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垂手而得的绍兴光复。每逢谈起，先生总带着不少的兴趣描述当时情景，就好像刚刚出发回来的那么新鲜，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