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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特殊的地位的。这是有艺术价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呈现着出于伟大的艺术家和写实主义者的画笔的,俄国社会的生活的巨大而真实的图像。在这小说里,俄国的诗人这才竭力将对于旧习惯的他个人的同情和反感,他的教化的道德的观察,编入他的小说和故事里面去,而又只抱定一个希望:说出他所生活着的时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实来。

    由这意义说,《死魂灵》之在俄国文学史上,是成了开辟一个新时代的记念碑的。

    在十九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所谓“浪漫谛克”和“感情洋溢”的时期——中,不住的牵制着俄国诗人的,只有一个事物,就是他个人。什么都远不及他自己,和一切他的思想,心情,幻想的自由活动的重要。他只知道叙述一切环境,怎样反映于他自己,即诗人;所以他和这环境的关系,总不过纯是主观的。但到十九世纪的第四个十年中,艺术家对于自己的环境的这主观的态度,却很迅速的起了变化,而且立即向这方向前进了。从此以来,艺术家的努力,首先是在竭力诚实地,完全地,来抓住人生,并且加以再现;人生本身的纷繁和牴牾,对于他诗人,现在是他的兴趣的最重要的对象了。他开始深入,详加析分,于是纯粹地,诚实地,复写其全体或者一部份。艺术家以为最大的功劳,是在使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后,力求其隐藏。他惟竭力客观地,并且不怀成见地来抓住他所处置的材料,悉数收为己有。

    艺术家的转向客观的描写,有这才非常显明的见于俄国文学中,在《》和《死魂灵》上,我们拥有两幅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极写实的图画。是在西欧也负俄国文学的盛誉的所谓“自然主义”派的开基人。一切俄国的艺术家,是全都追踪的前轨的,他们以环境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的对象,将它们作为全体或者一部份,客观的地,但也艺术的地再现出来。这是一切伟大的俄国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从和阿思德罗夫斯基以至。如果他们之中,有谁在他的著作里发表着自己的世界观,并且总爱留连于和他最相近的形态;如果他在真实的图像中,织进他个人的观察,肯在读者前面,说出一种信仰告白来,那么,他的著作先就是活真实的伟大而详细的肖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记念碑:并非发表着他个人的见解和感情,却在抓住那滚过他眼前的人生的观念和轮廓。

    的创作,在俄国文学的发达上,该有怎样的强大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偏于教训的哀情小说,无关人生的传奇小说,以及散文所写的许多抒情诗似的述怀,都逐步的退走,将地方让给环境故事——给写实的,逼真的世情小说和它那远大的前程:给提醒读者,使对于人生和周围的真实,取一种批评态度的散文故事了。

    然而一开始,就毅然的使艺术和人生相接近的作家——尼古拉·华希理维支·(一八〇九— 一八五二)——在天性上,却绝非沉静的,冰冷的观察者,或者具有批评的智力,和那幻想,知道着控制他猛烈的欲求的人。

    是带着一个真的浪漫的魂灵,到了这世界上来的,但他的使命,却在将诗学供献于写实的,沉著而冷静的自然描写,来作纯粹的规模。在这矛盾中,就决定的伏着他一生的全部的悲剧。

    是纯然属于这一类人的,他以为现世不过是未来的理想上的一个前兆,而且有坚强的信仰,沉酣于他的神灵所授的使命。

    这一类人的精神的特质,是不断的举他到别一世界去——到一个圆满的世界,他在这里放着他所珍重的一切:对于正义的定规的他的概念,对于永久之爱的他的信仰,以及替换流转的真实。这理想的世界,引导着他的一生,当黑暗的日子和时间,这就在他前面照耀。随时随地,他都在这里发见他的奖赏,或者责罚和裁判,这些赏罚,不断的指挥着他的智力和幻想,而且往往勾摄了他的注意,使他把大地遗忘;但当人正在为了形成尘世的存在,艰难的工作时,它却更往往是支持住他的柱石。

    一个人怀着这样的确信,他就总是或者落在人生之后,或者奔跑在这之前。在确定和现实的面前,他能够不投降,不屈服。实际的生活,由他看来几乎常是无价值的,而且大抵加以蔑视。他要把自己的概念和见解,由实在逼进梦幻里,还往往神驰于他所臆造的过去;然而平时却生活于美丽的将来的豫先赏味中:对于现实的一种冷静的批评的态度,和他是不相合的,因为他总以成见来看现实,又把这硬归入他信为和现实相反的人生要义里去了。他不善于使自己的努力和贮力相调和,也不能辛苦地,内面的地,将他的所有才能,用于自己的生活的劳作;极困难的问题,在他是觉得很容易解决的,但立刻又来了一个小失败,于是他就如别人一样,失掉了平衡,使他不快活。他眷恋着自己所安排的关于人生的理想和概念,所以要和这形成我们的生活的难逃而必然的继承部份的尘世的散文相适应,是十分困难的。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浪漫者”,这用的是一个暗晦的老名词,所指的特征,是感情的过量,胜于智力,狂热胜于瞬间的兴味。

    人和作家的的全部悲剧,即成立在这里面,他那精神上的浪漫的心情,因为矛盾,只得将他自己的创作拆穿了。他是一个浪漫者,具有这典型的一切性格上的特征,他爱在幻想的世界,即仰慕和豫期的世界中活动,这就是说,他或者美化人生,加以装饰使这变成童话,或者照着他的宗教和道德的概念,来想象这人生。他在开口于他的梦境和实状之间的破裂之下,有过可怕的经验,他觉察到,但做不到对于存立和确定,用一种健全的批判,来柔和那苦恼和渴慕的心情。他也如一切浪漫者一样,偏爱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生理想,而且——说起要点来——他所自任为天职的,是催促这理想的近来,和准备在世界上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不但是一个梦幻的浪漫者,却也是一个战斗的浪漫者。

    然而在一切他的浪漫的资质中,却具有一种惊人的天禀,这就造成了他一生中的所有幸福和美点,但同时也造出所有的不幸来:他有特别的才能,来发见实际生活的一切可怜,猥琐,肤浅,污秽和平庸,而且到处看出它的存在。生活的散文的方面,是浪漫者大抵故意漠不关心,加以轻视,或者想要加以轻视的,但这些一切,却都拥到果戈理的调色版上,俨然达到艺术的具体化了。天性是这样的浪漫者,而描写起来,又全为非浪漫的或反浪漫的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如果戈理的人,产生的非常之少。所以艺术家一到心情和创作的才能都这样的分裂时,即自然要受重大的苦恼,也不能从坚牢的分裂离开,这分裂,是只由这两种精神中的一种得到胜利,这才能够结束的:或者那用毫无粉饰的散文来描写人生的才干,在艺术家里扑灭了他的精神的浪漫的坚持,或者反之,浪漫的情调由艺术来闷死和破坏了诚实地再现人生的力量。

    实际上是出现了后一事:果戈理的对于写实的人生描写的伟大的才能消失了,他总是日见其化为一个宗教和道德思想的纯粹而率直的宣讲者。但当已将消灭之前,这写实的能手却还灿然一亮,在《死魂灵》里,最末一次放出了他那全部的光辉。

    这部长篇小说是果戈理的天才的晚成的果实。是他的幻想的浪漫的倾向和他的锋利而诚实的人生观察的强有力的天禀之间,起了长久的争斗之后,这才能够完成的著作。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狄亢加乡村的夜晚》(一八三一至三二年)里,这分裂的最初的痕迹就已经显然可见了。在这小说里,果戈理是作为一个小俄罗斯生活和下层民众的描写者而出现的,但同时也是幻想的诗人,将古代的传说从新创造,使它复活。这最早的作品很分明的可见两种风格的混合,但其间自然还以梦幻的一面为多。就是自然叙述和所写人物中的许多性格描写,也保持着这风格——纵使果戈理固然也并不排斥用纯粹的简朴和一致的精神以及真正的写实法,来表现别的人物和情形。从这两种风格的混合,如喜和悲,哭和笑的交替的代谢,就清楚的显示着诗人的创作还没有取得确定的方向,然而其中也存留着印象,知道艺术家的魂灵,那时已经演过内面的战斗了:梦幻者的理想主义,不能踏倒那看穿了实际上的一切可憎和庸俗,而他自己却竭力在把握并显示别一种更崇高,更理想的意义的写实者的强有力的天资。

    关于艺术的创作的这崇高而理想的意义,果戈理是在开始他作家事业的第一年,就已大加思索的。那时特别烦扰着他的,是浪漫者非常爱好的主题,就是凡有梦幻者,理想者和艺术家一遇到运命极不宽容地使讨厌的,严酷的现实和他冲突的时候,就一定提了出来的那苦恼。果戈理在他的短篇小说《肖像》里,就很深刻的运用了梦幻和生活之间的分裂的问题。

    这篇小说的梗概极像[1]的一篇故事。那故事叙述着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精神的传奇,他为了贪欲,便趁时风,背叛了真正的,纯粹的,崇高的艺术,但待到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已经宣告灭亡的时候,就发狂而死了。这不幸的艺术家的恶天才是反基督教者的幻想的肖像,用一种极写实的,或者简直是自然主义的艺术写就,在这图画里显现着反基督教者的一部分的魂灵。

    艺术应该为理想效力,却非连一切裸露和可憎也都在内的真实的再现——这是这一篇故事的根本思想——,向我们讲说这道德,是托之艺术家怎样受了肖像的危险影响,贪利趋时,终于招了悲剧的死的,而这肖像,乃是一幅太写实主义者的艺术的作品。

    果戈理也如德国的浪漫者一样,在艺术中抓着一种崇高的,近乎宗教的信仰。然而他的艺术观却不能把总是起于梦幻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之间的面前的矛盾遮蔽起来。他就在眼前,看见这开口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深渊,而这目睹,对于他却有些骇怕和震悚。这里只有一个方法了,忘却它:震撼和损害,在精神上无足轻重。这是两篇故事《涅夫斯基大街》和《狂人日记》的主题。

    然而在果戈理的创作里,渐渐的起了决定的转变了。他对自己的才能让了步,他服从它,走向现实和真实的描写去;他不再将它们美化,理想化了;它们怎样,他就照式照样的映下来,首先是一向很惹了他眼睛的消极的方面。现在是他和这庸俗的,陈腐的,龌龊的真实,在艺术的原野上相冲撞了,于是当面就起了严重的问题,这是他在《肖像》里也已经提出过了的:“如果艺术来描写龌龊和邪恶,而且写得很自然,很生动,几乎有就是这龌龊和这邪恶的一片,粘在艺术品上的样子,那么,艺术也还在尽它高尚的使命吗?”

    不过果戈理并不能长久抗拒他的才能。他的艺术,就一步一步的和生活接近起来了。这接近,从他那一八三四年集成出版的浪漫的故事,名为《密尔格拉特》的短篇小说集子中,尤其可以分明的觉得。

    这些小说中之一的《旧式的地主》,是一首简朴的牧歌,是一个两样入于凋零的人生的故事:是一篇心理学的随笔,那幽深和诗趣,是没有一首浪漫的牧歌所能企及的。善感的和浪漫的作家,都喜欢这一类令人感激的主观的东西,就如两个爱人,远离文明的诱惑,同居于天然的平和之中的故事。《旧式的地主》是一个极好的尝试,用这材料,把浪漫的要素来写实的地,人工的地修补了。寂寞荒凉之处,有一座小俄罗斯的村庄——这里有倦于世事而无所希望的男主角,和幽郁的,或是易受刺戟的女主角—— 一对老夫妇;但虽然简朴和明白,却到处贯注着深的真实和诗情。这在果戈理的创作上,表示着写实主义对于浪漫派的一个决定的胜利。

    在历史的故事《塔拉斯·布尔巴》中,给我们的面前展开了完全两样的诗的境界。这里也看出从早先的理想化的风格,向着写实主义的分明的转变来,但自然以在一部历史小说上所能做到的为限。果戈理的大著作《塔拉斯·布尔巴》里所描写的景物,那价值是不可动摇的。这故事的内容,所包含和那复杂,恐怕不下于《死魂灵》;从中也可以发见各种典型和插话的一样的丰富,做法的一样的有力和一样的急速的步骤。心理的活动,《塔拉斯·布尔巴》里也恐怕比果戈理的任何别的作品还要深,因为主角的感情,在这里比《死魂灵》里所用的人物更认真,更复杂。《塔拉斯·布尔巴》——是一篇历史的叙事诗,也有一点理想化。这里面生活着古代传说的精神,但所用的人物的心境,却总是真实的,并且脱离了浪漫的过度吃紧。萨波罗格的哥萨克民族的古代,和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和犹太人以及波兰人之间所发生的战争——这些一切,都用了一种神奇的真实,描写在《塔拉斯·布尔巴》中;还在里面极老练的插入了叙述和描写的要素;这些又并不累及著作,倒使它更加活泼,更加绚烂起来。《塔拉斯·布尔巴》由那描写的史诗式的匀称,制作的尚武的精神,以及首先在性格的完成和插话的精湛这方面来看,它的模样是小俄罗斯的伊里亚斯[2]——而且写实主义还容许考古学也跟着传说在历史故事里作为艺术的要素,它冲进这叙事诗里了。

    但写实的描写艺术,果戈理却从他那有名的笑剧《》(一八三六年),这才达到很真正的本色的完成。

    果戈理是属于创造“俄国的”戏剧,把俄国的生活实情,不粉饰,不遮掩地搬到戏台上来的数目有限的诗人群里的。俄国的国民戏剧的历史,由望维旬的笑剧开头。在这剧本里,用了十足的诚实,描写着加迭林娜一世时代的贵族地主,然而这里还觉得有一种并不可爱的要素:浮躁的讲道理。也是贵族,不过这回是都市的官僚,那情景在格里波也陀夫的《苦恼由于聪明》里上演了,这是天才的讽刺,却决不是天才的笑剧。而且那真实也表现得失却了本相:只是一种法国式文学传统的收容。

    在《》里,是俄国的官场到底搬到戏台上来了。关于这笑剧的对象,其实是看客早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的作家所做的,其中攻击着腐败邪恶和向收贿讲着道德的冗谈的真正中庸的一批剧本上,看得很为熟悉的了。《》却只要这一点就比这批剧本更出一头地,就是所描写的典型都是真实的活人,看客随时——倘若并非全体,那就是部分的代表者——都能够在他四近的邻人们中遇见。果戈理之后有阿思德罗夫斯基,他的剧本把商界搬上了戏台,而且使俄国生活的图画,达到几种很有意义的样式。这就是三个“黑暗世界”——贵族,官场和商业的世界,从此以后,就在戏台上用这真实的黑暗方面警醒了太倾于理想的俄人。最末,这类剧本中又增加了新图像,臻于完全了——是下等人民的黑暗世界的图像:在的《黑暗之力》的剧本中。

    果戈理在他的笑剧里,在紧钉着社会生活的社会的弊病和邪恶的全体上,挥舞着嘲笑的鞭子:他把政务的胡涂,庸俗和空虚搬上了戏台,并且惩治官僚界,就是把他们委给一个大言壮语者,空洞的饶舌者的嘲笑和愚弄,还由他来需索他们。但幸而他终于使他们站在合法的审判者之前,还派来一个宪兵,这才使他们恍然大悟。这笑剧在第一幕不过是严谨的客观的和事实的,临末就自然很分明的闯出了道德。警察局长来得非常胡涂,本身就尽够嗤笑和轻蔑,对于他自己的性格描写,更无需强有力的言语。宪兵的出现,是恰如在《假好人》[3]的末一幕里一样,当作法律的代表,来镇静看客的;他通知他们,政府的眼睛是永远开着的,纵使大家以为它闭着。然而诗人的拔群的艺术的才气,是懂得整顿道德和环境的真实以及典型的活泼的不一致的。在这以前,看客总在剧本的种种紧凑的时候,从戏台上得到教训的言论,但《》里却完全缺少这言论。这笑剧是一种全新的,异样的创作;它绝不采取戏剧艺术的熟悉的形式,因为它并非一本容易感动的笑剧,也不是一本趣剧,又不是道德的戏文。

    这作品给它的创造者运来大苦痛和许多的失望,因为这引起了对于他的极猛烈,极矫激的不平。他用旅行,来疗救他精神的忧愁和对于同类市民的愤懑。这是果戈理常用于自己的幽郁和精神的疲倦的方法,那效验,确也比一切药饵更切实,更不差。这倾慕漫游和变换居住,是发于他那浪漫的才情的。关于这一点,他和一个为企慕,忧愁,郁积所驱策,竭力要离开故乡,向新的,远的祖国的海涯去的热狂者,很有许多类似。果戈理也有这样的一个辽远的祖国,虽然他原以神圣的爱,爱着俄国,而在外国的人们里,也并不觉得安闲。他还有一个巨大的眷爱:意大利。

    果戈理也常常推究他那漫游和旅行的热情,搜索原因,以解释自己的游牧生活;他归原于自己的必须多换气候的疾病,以及倘要研究人们和生活,写进他的作品里面去,就还有间隔之处的艺术家的纯粹的精神的需求。如果他很久之后,重回俄国来,就觉得好象有些后悔,而且很增涨了对于故乡之爱;然而这感觉,一遇着招他远行的难以言传的热望,也就颓然中止了,他的魂灵上带着一种病,这病在世纪之初曾经君临西欧,将人们拉开故乡,渴仰着遥远的天涯海角——这病,和夏杜勃良[4]都曾经历过,并且给修贝德[5]由此在他那谣曲《游子》里,在这三十年代一切俄国青年男女所心爱的谣曲里,发见了非常神异的音乐的表现的。

    然而,果戈理从五年间(自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一)的国外旅行所携来的,却并非一本悲观的日记,也不是一篇感情的史诗。他带来了《死魂灵》的第一部:一部小说或者一篇诗,其中庆祝着年青的俄国写实主义的大胜利。这是果戈理在诗界上所获得的决定的胜利。

    当他流寓外国,尤其是在意太利的时候,果戈理很勤勉,工作也流畅的进行。这是他的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浪漫的倾向还在那美丽的短篇小说《罗马》里闯出了最末的一回,就逐渐的退开,在冷漠的,平静的,诙谐的人生观上占了坐。这文人的盛行发展的才能,不断的竭力使人生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成为亲密的融和——总是不断的获得优胜,不但在能够表现了还在旧浪漫形式上设定的一切早先计划的存储上,也还在改造和革新像果戈理旧作那样的一类作品上。

    用着这样的一种写实的精神,果戈理就在这时候改作了他的故事《肖像》和《塔拉斯·布尔巴》。然而最有力,最自由地显出诙谐家和人生描写家的力量,庆祝他在这时代对于激动感情的浪漫的倾向和心情,大获全胜的,则是那短篇小说。这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极其特殊的地位的。这是当时这一种类中的最先,而且恐怕是最完全的一例,后来非常流行,并且获得巨大的社会的意义。这是《被侮辱与损害的》[6]的故事的一页,因为自己的特别的爱重,曾由果戈理直接采取的。当这时候,伴着社会理想的滋长和迅速的发展,西方已经由文学和行动开始了对于孱弱者和损伤者的关心。但在俄国,却漠然的放过了将社会看作人们的集团,从果戈理才有最初的企图,全不受西欧的倾向的影响,而做出这一篇作品,人指为俄国之所谓“弹劾小说”[7]的起点和根源,是正确的。大家应该看好,在果戈理的故事里,反抗和弹劾显得很微弱,倒代以一种柔和的同情之感。诗人使我们和他那老实的主角,遍历了他的生活路径的一切重要的兵站;我们到他的屋顶房里去访问他,他就在那里一文一文的放在小匣子里,终年数着一小堆铜元,为了好去换银币,他在那里挨饿,受冻,节省蜡烛,脱下他的衣服,免得它破得快,他在那里穿了睡衣寂寞的坐着,精神上抱着外套的永远的理想;我们又跟他到局里去,在那里人们不很留心他,好象飞过的苍蝇,在那里人们侮弄他,把纸片撒在他的头顶上,在那里他年年伏着他的写字桌,很小心的在纸上写着字,或者把文件放在旁边,要誊写一遍来自寻乐趣。果戈理给这故事的幻想的收场,是有一点任性的,但幸而到处发见一种和他先前的幻想故事完全不同的性格。这幻想的东西含有一种嘲弄,诙谐和玩笑的极强的混合,至于几乎完全退向末一种要素,把他的浪漫的性格损坏了。作者不过要用这怪事于结束他的小说的两幅小小的世情图画上而已。

    果戈理的艺术,如果他从他的旧样式转了向,并且使他的锋利的观察才能和诙谐、自由驰骋起来,就有这么的强有力。

    然而谁要认识这天才的力量,那就应该取起悲壮滑稽的诗篇《死魂灵》。在这里,每一页上都放着煊赫的证据。

    做《死魂灵》的工作,在作者是一个大欢喜,也是一个大苦痛。当他的诗整页的好象自己从笔端涌出的时候,他感到一种高尚的享乐和内心的满足,但一年之久,累月的等候着热望的灵感的时候,却也为他向来未曾经历过的。这工作果戈理整做了十六年:从一八三五年,他写这作品的第一页的草稿起,到一八五二年,死从他手里把笔掣去了的时候止。在这十六年中:他用六年:一八三五至一八四一年——这之间,他自然还写另外的诗,——来完成那第一部。其余的十年,就完全化在续写他的作品的尝试上了。

    据作者的理想,《死魂灵》该是一篇“诗”,用所有光明的和黑暗的两方面,显出在俄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五花八门来。果戈理要在这里使旧的史诗复活在新的形式上;所以他故意把自己的小说来比的歌唱——一篇韵语,也就是一篇诗。这作品的全盘计划,在作者的心里自然是并未完全设定的,后来就取了很奇特的方向。这冷静的,非趣味的叙事诗的故事,逐渐的变为宣讲道德的真理和但愿俄国完全照改的希望,逐渐的回到向全人类宣传一种新教训,以振作精神和提高他们的生活的理想里去了。

    这诗的全局,果戈理只藏在自己的心里,不过间或用很平常的样子,告诉他最亲近的朋友,说他的计划是怎样的大和深。果戈理的关于自己作品的这太刺戟人的傲语,在他的朋友和相识者中惹起了极猛烈的反对,他们嫌恶,不高兴这种话。他们的见解,以为艺术家的计划倘使真的远大,也许会增长他更甚的骄慢,倒不是因为使他傲慢的,并非他的伟大的艺术界,却在他自信拥有道德的真理,因此立刻置重于这崇高的使命,以义务自任,向他的邻人宣讲起这真理来。

    果戈理的关于他的作品的计划,虽然守着秘密,但也可以根据了偶然的发言和暗示,根据了他和亲近的人们的谈话,加以信札和第二部的断片,用十分的充足,来弥补作家的秘密的;这也就是艺术家和道德家的秘密。

    “上帝创造了我,”果戈理曾经说,“他对我并没有隐瞒我的使命。我的出世,全不是为了要在文学史上划出一个时期来。我的职务还要简单而切近:就是要各人都思索,而不是我独自首先来思索。我的范围是魂灵,是人生的强大的,坚实的东西。所以我的事务和创作,也应该强大和坚实。”《死魂灵》的全体构造,该是一个这样的“强大的,坚实的”工作,当风暴扑向他们的魂灵上来时,人就可以靠它来支持,它是他们的救济之道的问答示教。[8]这诗的对于人,应该是引他们到道德的苏生的领导者,恰如对于作者,当他起了精神的照明,作一个虔诚的祷告,忏悔过他本身的罪业之后一样。

    但在诗人的精神上,怎么会形成一个这样的见解的呢?

    果戈理的天性,原是易于感动的,他喜欢指教和宣讲。这劝善的调子,早就见于他先前的书简中,而且作证的不但有动摇孩子的怀疑,也还有他的精神的抒情诗样的飞舞在他的感情和思想里的这抒情诗,也曾求表现于他的小说上,所以我们在这第一篇故事里,就和天真烂漫的玩笑和诙谐一起,也看见很是幽郁的短章;看见对于人生的许多悲哀方面的苦痛。然而到得果戈理的诙谐严肃起来的时候,诗人也跟着逐步为这思想所拘束,以为他的责任,是在创造一种伟大的东西,于是道德的倾向,也逐步的加强,拉了他去了。自从《》第一次上演以后,他才确信他在群众上,真有一种道德的效验的力量,就决计要把这力量来给大事业效劳,并且不为小举动去浪费他已成的势力。当年青时,还没有觉到这势力的时候,他就已经梦想着成功一种大事,做邻人的恩人和教师,祖国的英雄和战士的。因为要贯彻这崇高的使命,他把全部希望都托之自己的才能,又开始去找贵重的任务,就是和他的信仰相合,一实现便要给人真正的益处的,伟大而显著的材料了。

    于是买“死魂灵”的奇谈就飞快的失掉它滑稽的性质,转向果戈理还没有找到分明的界限和适宜的框子的一个对象上去了。从此以后,果戈理便向这主题集中了他的抒情诗的全力,要在这里表现出他自己的道德的确信来;他开手来把这材料开拓,掘深,提它到那“伟大的对象”的高度,使他可以说:从早先的青年时代以来所梦想的高贵的作品,可要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奇谈,改造成一种宏大的理想,只能缓缓地,渐渐地进行,而作者在他的工作之初,说不出它当完成时,将显怎样的模样,那是明明白白的。

    这伦理的倾向之外,还有诗人的爱国的志向,也给诗篇以很有力的影响。果戈理的爱国主义,原是与年俱进了的,当诗人准备实施他的计划时,这对于祖国之爱,已经和上述的宗教的色彩,结合成一种坚强的保守的世界观了。而且这爱国主义也如他的将真理之路指示同类市民的努力一样,并不停止进行,倒是诗人愈是开拓和掘深他的作品的时候,这也跟着愈加强大。果戈理在他的小说上,一定要谈起俄国,尤其在第一部里,曾经说过许多微辞。他在还未想到续作他的诗篇时,给我们看了他的故乡的“一方面”,而且还是它的最不像样子的。小说的主角和他所遇见的一切脚色,都是简直空虚得可怜的人。那尽写得——十分冷酷和无情的来对付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说,关于它那好的方面,也就是关于可以要求我们的爱敬的所有俄国人,却并不提起。果戈理的滋长不止的祖国之爱,使他觉得负有义务,该在他的诗篇里,对于自己的同类市民也说一句鼓励,同情和亲爱的话了。他的故事的范围越展开,也越加迫切的感到这义务。于是果戈理就从诙谐和讽刺,走到文饰俄国和赞美俄国的道德去。他要在他的诗篇里给他们留一个适当的位置,而且也已经在小说的第一部里实行。他知道,读者是有着权利,来要求他也描写些俄国生活的最好的方面的;因此他迎着这希望,又依照了自己的爱国的感情,开始来给他的作品找寻积极的典型,而他的精神,又上升到他先前的作品那时似的飞扬的感奋了。

    这是诗篇的全盘计划中的爱国的理想的部分。倘使果戈理在流寓中逐年增大的宗教的心情,在诗人的创作上没有更其有力的影响,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他在外国,得了应做的特别使命的确信。对于上帝,和上帝对于他以及他的工作都有特别的同情的一个坚固的信仰,鼓励着他。他的文学的创作,从他看来就高到成为圣道的一种,那就自然,他也只得把自己的一生从此看作一个严肃的,沉重的义务了,这义务,是倘要尽上帝放在他手中的职务,人就只好努力和自强的。果戈理先从禁食和祷告来准备他的作家的任务;他“决然的改造自己”,他绝不宽容的剿灭他所认为不净和有罪的一切,并且依照了他的道德的苏生,来裁判他所有的思想;他相信惟有用纯洁的心和明净的感情,这才能尽他的崇高的天职,而这些心绪的印象,自然也出现于他的诗篇中。于是这就成了向着同类和同胞,给自己赎罪之一法的道德的说教了。

    在果戈理,作家的职务是这样的和他本心的特质融和为一的。在果戈理,他的诗是给他净罪的牺牲。他所叙述的罪,要求赎取和惩罚——他的主角的罪,也如他本身的一样。他的作品就变为一个犯罪和迷误的魂灵的净化和明悟的历史上,带上一种深的神秘的气味来——和果戈理总以尊敬的惊异来读的的伟大的叙事诗,[9]有着相像的意义了。

    果戈理是自己想做一个从黑暗进向光明,由地狱升到天上的第二的,有一种思想,很深的掌握而且振撼着诗人的魂灵,是仗着感悟和忏悔,将他的主角拔出孽障,纵使不入圣贤之域,也使他成为高贵的和道德的人。这思想,是要在诗的第二和第三部上表现出来的,然而果戈理没有做好布置和草案,失败了,到底是把先前所写下来的一切,都抛在火里面。所以以完成的诗的圆满的形式,留给我们的,就只有诗篇的第一部:俄国人的堕落的历史,他的邪恶,他的空虚,他的无聊和庸俗的故事。

    如果我们从《死魂灵》上,除去了作者用以指示他的诗篇的秘密意义和其次的部份的处所,就是诗人自己来开口的一切抒情诗的讲解,那么,这小说就几乎成为《》的直截的,至少是更加丰富,方面更多的续编。两部作品描出着一幅俄国生活的并不错杂的,真得惊人的图像。所用的人物,《》上是官僚,在《死魂灵》里还夹进地主和农奴去。但那图画,在这里是显得无穷之广和深。《》的主角的心理的活动,还少差别,也不大复杂——比起《死魂灵》的满是强有力的对照,跳动着很丰富,有微差的人生来,完全不一样。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性格的典型的画卷,每个典型都显着叙述分明的相貌,从诗篇的第一页到末一页,写得毫无错误。这些活着似的,有血有肉似的站在我们之前的人物中间,生活,动作着主角: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并没有细带将他和围绕他的社会相连系,倒是他从外面飘了进来,恰如赫来斯泰科夫的在《》里一样。这主角,是作者用了特别的眷爱和小心描写出来的。他是枢纽,周围聚集着诗篇的一切的人物,我们的头领在这农奴、地主和官僚的珍品展览会里,从中取出一个,就发生这样无穷的可笑和滑稽,合了起来,便惹起一种这样悲哀之至的印象。

    然而果戈理的处置他的主角,是还很宽大的。乞乞科夫是一个道德的性质实有可疑,往事无非黑暗,现实确也无聊的人么,这并不是问题。以人和市民而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和骗子,以典型的代表者的人格而论,则是一个展得很大的切开道德,在它的最深处就是不道德,然而是自己活着,也使别个活着的。对于这很可爱而彬彬有礼的强盗,诗人并不以这冷淡和偏颇的性格描写为满足;他给我们讲他少年时代的全部历史,他给我们解释,怎么会在乞乞科夫里发生这强盗的本能,而且使我们再想下去,他的主角的恶棍和骗子行为的全部责任,真应该判给乞乞科夫一个人,还是他的罪恶的大部份,倒该落在他所生长的环境的总帐上的呢。是的,作者终于还更进而向读者直接提出了问题:“那么,乞乞科夫确是一个这样的无赖吗?”他立刻接下去道:“为什么就是无赖?对于别人,我们又何必这么严厉呢?——他不过人们之所谓好掌柜和得利的天才[10]。”

    罪恶第一是在获得的热情:它就是使世界显得不大干净的事情的原因。乞乞科夫是他的热情的牺牲,“然而有些热情,也非人力所能挑选。”

    只要办得到,给乞乞科夫就已经很宽大了,对于那些实在没有这么坏的朋友和相识者,当然更其轻减。在实际上,诗人是用大慈大悲来对付一切的;首先,是对于贵族,他比处置官僚还要宽容得远。他们自然也是空虚,无聊,猥琐的人,但并不激起我们特别的愤怒和很大的反感。我们确是嗤笑他们,我们怜悯他们,但我们到底也还可以在他们之间生活,用不着妥协和怎么大的牺牲。对于总是从最好的方面来看人的诚实而恳切的玛尼罗夫,还提什么抗议呢?是的,就是一个梭巴开维支,也几乎当得:这笨重和粗暴的刽子手。不过他那动物的本能有时使我们惊骇,此外倒也毫不损害他的邻人。连泼留希金和科罗皤契加,也赚得我们的同情,过于我们的判罪。作者自己,是陈列了他们的灵魂的渺小和空虚,他们的生活的无聊的,但也连忙来使读者在太早的判罪之前,先从这两样中选取它一样。他向我们说明了泼留希金在他那生活的幸福的,已经很在先前的时期,我们就知道当面站着一个不幸者,是他自己不能抵抗的热情的牺牲。作者怀着深的苦痛,讲述着一个人能够堕落进去的无聊,渺小和讨厌;他指示出人像的变相来,并且给我们智慧的忠告,如果我们从娇柔的童年跨进了严正固定的成人年纪,就得给自己备好一大批灵感和理想,作为存储,不在中途随便浪费。果戈理用活尸来恐吓我们,然而他总说这并不使人胆怯,倒博得我们同情之泪。虽是罗士特来夫,这浮躁,无耻,欺骗和冷嘲的集成,果戈理也写得他还有一点好意,连坏心思也都没有遮掩,他对我们几乎完全解除了武装,使我们对他也无需真的发怒了。

    果戈理是这样的恳切和宽容地来描写和他的主角同伴的人物的,这些人物,都属于自由人一类,本身并不是官僚。但反之,对于这一流人物,他就严厉得远了,如果他们任着国家的什么一种职务,换一句话,就是如果他们是一个官。

    恰如在《巡按使》里一样,《死魂灵》也毫不含有政治的讽喻的痕迹。讥刺也没有一句触着很高的上位,不过一个一个的向着官场中的小脚色。

    全部的诗,是一个美意的模范,所以也不会使读者觉得它所批判是对于统治和行政,但除了“戈贝金大尉的故事”,这是检查官简直不肯放过的,由作者这一面大加改换和承认,这才通过了检查。这故事是果戈理敢对君权置议的惟一的表演。别的一切处所,他总不过选取由这权力而来的机关为目标,还要细看了主角的品级和地位,再来区别他的攻击的轻重。官愈大,作者的批判也愈温和,他的主意,自然并不在专来奉承统治者,倒只为了一种意料,以为高的智识,就也会令人恪守高的道德的。

    这样的是《死魂灵》里的所有的大官,就是除了总督和知事,也都是可敬可爱的人们,至多也不过有一两点古怪和特别之处。这优美的官场的样子,给道德家仅有很少的一点暗淡,真的,从果戈理的表现,他可以置身他们之中,简直好象在家里一样。

    然而图画突然强有力的变换了,如果我们从这位分较大的外省官员的圈子,走下低级的区域和乞乞科夫一同跨进那容着小官的办公室里去。这时我们就到了公文的王国,有龌龊的,有干净的,而这不法和邪恶的内面,还有一片很宽广的活动的余地。我们参加假证人的置辩,真到场的很少,大抵是挑选些没教育的法官;我们看见乞乞科夫的骗局怎样得到法律的许可,单是为了情面就毫不收他法定的款子,倒用了莫名其妙的方法写在别个请愿人的帐目上……总而言之,我们已在一个不管画给他们上司的殉情主义的路线,却投降了冷静而纯粹的功利主义的真的恶棍和骗子的社会中间了。

    如果我们再走下去,出了都市,投到乡间,那么,我们就要在这地方遇到足色的废料和无赖,例如宪兵大佐特罗巴希金,是一个心肠柔软的汉子,历访各村,像逞威的时疫似的无处不到,因此他到底也被农人们送往别一世界去了。这报告我们乡村警察的英雄行为的一段,在全部诗篇里,确要算是很大胆的。

    《死魂灵》的第一部,因此实在是一篇人们的可怜和无聊的叙事诗。这禀着猛兽的本能的钻谋骑士的可怜——都市社会全体,男男女女的可怜和猥琐——这细小和无聊的利益关系,这没有目的的醉生梦死,这精神的愚钝,这唠叨和这谗谤的王国的可怜。然而最显出特性来的,也还有农人界,作者不过极短的适宜的一提,在《死魂灵》中,出色的描写了他们的不好看和可怜方面。农人是无所谓不德和有德,无所谓好和坏的,就只是可怜,愚钝,麻木。果戈理不愿意像和他同时的许多善感而浪漫的作家的举动一样,把他们的智力和心思来理想化和提高;然而他也不愿意把他们写得坏,像讽刺作家的办法,要将读者的注意拉到我们的可怜的、孱弱的同胞的罪孽和邪恶方面去,借此博得他们的玩味和赏识。

    诗人对于他的这些同胞,有着衷心的同情,是毫无疑问的。只要一瞥乞乞科夫对于他买了进来的农奴的运命所下的推测,就够明白在诗人的幻想中的这些可怜人的未知之数,这些人们,都被很生动的描写着死掉之后,他们的主人就给了非常赞美的证明。然而乞乞科夫在路上遇见一个农夫时,却除了听些米卡衣叔和米念衣叔的呆话而外,一无所有。在全部诗篇中,也没有一处可以发见俄国农夫的天生的机锋和狡猾,但这灵魂的才气,是使我们喜欢,而且凡是祖国之友,也应该常常,并且故意的讲给我们的。

    这是这伟大的祖国之诗的幸而尚存的部分的内容的真相。据我们看起来,这作品,在它的作者是收得深的道德的意义的;那主意是在先使我们遇见一群空虚,邪恶和可怜的人,于是再给我们一幅他们的振作起来的美丽的图画;在作者的眼中,这诗篇是献给他的祖国的誓约,首先荡涤过一切可憎和污秽,然后指出神圣之爱来。这作品的伦理的意义,是果戈理据了他的宗教的观照,他的爱国主义,和他的柔软的,同情的心,抄录下来的。在这里,果戈理屹然是对于邪恶,孱弱,庸俗,怠慢和游惰,一句话,就是凡有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弊病的弹劾者,是最进步的俄国男子中的一个,而这为着祖国的崇高的服务,也没有人要来夺取,或者克扣他。

    然在熟读了他的作品,人就很容易知道他的力量和才能,并不单在于弹劾和谴责。这讽刺家其实是一个柔软的,温和的,倾向同情的人,并且知道对于在他的作品里缚到笞柱上去的人,给以公平的宽恕。他还替最邪恶者找寻饶恕和分辩的话,他绝不喜欢称人为邪恶者,就选出一个名称,叫作孱弱者,想借此使读者对于被弹劾和被摈斥的人,心情常常宽大。他令人认识自己的罪孽。那方法,并不是揭发他们的坏处和罪恶,倒往往是在他们那里,惹起他们对于因本身或别人的罪过,陷于不幸的邻人的同情。

    但《死魂灵》在俄国的文学和生活上造出伟大的意义来的,却并非这道德的理想和观照。作品还没有完成,俄国的读者从诗人的冷静的誓约中,毫无所得。读者留在手里的,还不过是一卷对于他所生活着的社会的弹劾状,自然是一卷成于真实诗歌的巨匠,伟大的写实作家之手的弹劾状。

    《死魂灵》在俄国文学中,是伟大的写实小说的开首的模范,而常常戏弄人们的运命,是要这浪漫者和诗人所写的写实小说的伟大的标本,那作者的行径以浪漫的梦幻始,而以宗教的宣讲终。

    然而造化将神奇的才干,给这宣讲者放在摇篮里了,他禀着别人所无的纯净的,本色的,因理想化而不羁的描写真实的能力——在这才干达到极顶,又即迅速而不停的消灭下去的短时期中,诗人却用极深的真实,创造了这巨大的图,在这上面,俄国人这才第一次看见他自己,他本身的生活的狼狈的信实的映像。

    内斯妥尔·珂德略来夫斯基

    [1] E.Th.A.Hoffmann(1776—1822),德国的浪漫派作家。——译者
    [2] Ilias,希腊诗人荷马(Hom eros)所作有名的两大史诗之一。——译者
    [3] “Le Tartuffe”法国笑剧作家莫利哀(J. B. P. Molière,1622—1673)的作品。——译者
    [4]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诗人;August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世称近代浪漫主义的开创者。——译者
    [5] Frsnz schubert(1797—1828)奥国有名的音乐家,最大功绩是在完成谣曲(Lied),世有“谣曲王”之称。——译者
    [6] 陀思妥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国有李霁野译本,在《世界文学名著》中。——译者
    [7] Auklageliteratur,也曾译作“谴责小说”。——译者
    [8] Katechismus,耶稣教中对于新入者用问等施以教化的方法。——译者
    [9] 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太利的大诗人;“叙事诗”即指他所作的《神曲》。——译者
    [10] 这里引的是第十一章,但原译和本文即微有不同,所以现在也不改和本文一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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