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青年们

一 我的升学

让我站在作为一个青年的立场，——从这一角度，来观测鲁迅先生，是这样的：

“五四”潮流的音波，从北京延展开去，青年的思想一变，求知欲刺激每一个弱小的灵魂。那时的我，虽则初级师范已经毕业，且已担任了教职，而仍多方设法达到升学的野心。可是经济条件不容许我进那较近理想的学校，在几度考量之下，我投入了女高师。

校长是许寿裳先生，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同乡而又是知交，这给了我校以许多便利。北大每有学术讲演，总时常容许我校同学参加听讲。记得那时正宣传着爱因斯坦来华讲演相对论，自己虽则不是理科生，但觉得多听些总有好处。也就常常跑去听讲。这兄妹一样的学校，虽然小妹妹比起大哥哥来，实在太过弱小了，然而文科的教师，因许校长热心的计画，我那班里，几乎全是北大的教授和讲师。校舍虽不同，所受的教课，讲义却是一样的。尤其马裕藻、周树人、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诸先生，都是为学生们所景仰不置的。女师大有那么多名教授，这是使同学们非常欣慰的事。

二 许多导师

那时是一九二三年，开学之始，三沈之中，惟士远先生未来授课，但入后也终于来了。鲁迅先生，则是一开学即给我们以不少教益。有一位马先生，因为并非研究文学，自然无从领教。而幼渔——即裕藻——先生，不但于授课之际“诲人不倦”，且于课余纵论一切，亲切、诚恳、坦率，真不似严师，转令人有如面慈父之感。

三 鲁迅先生

当鲁迅先生来上课的瞬间，人们震于他的声名，每个学生都怀着研究这新先生的一种好奇心。在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照往常积习还没就案坐定之际，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耀人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一致爱护的鲁迅先生，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也曾经有过一次辞职的事，大家一个也不缺的，挤到教务处，包围他，使得他团团地转，满都是人的城墙，肉身做的堡垒。这城堡不是预备做来攻击他，正相反，是卫护他的铁壁铜墙。接受了这一批青年热诚的先生，终于重又执掌教务。

四 力的浸透

一天天的薰陶熔冶，可亲可敬的灌溉着每一株小草，许多青年想尽千方百计去接近他，希望从他那里多少得点杨枝雨露。他不自私！正义感蕴蓄在他的心中；扶助被压迫者，揭发并剥露那些卑鄙的虫豸们，正是他的任务。这一种信念的力浸透在每一个接近过他的青年底纯朴的胸怀，而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

五 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里

环境的黑暗，教育界一部分人的卑污，使得青年们终日遑遑，四处寻找出路，如黑暗茫茫的大海中寻求灯塔一般。这终于使我冒昧地向先生通信请教了(参看《两地书》第一集)。积极的正面着人生，希望将来比现在好一点，韧的战斗，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付，凡这一切教诲，不但我一个人用得着，也是所有青年们的金玉良言吧。

遏阻民族觉醒，借外力压迫，假手于正人君子和章士钊们而给青年学子以暴力的镇压，这“黑暗的闸门”，先生独力肩住着。而又一面以文字教育那时的青年，指点应走的路，一面自己加入青年群里，集合群力开会反抗，直至黑暗的血手，制造“三一八”的大屠杀，先生于是愤劳成疾，眠食俱废了。

六 革命的爱在大众

先生病时，据他的同乡说：他房里有两把刀，一把就放在床褥下面。他很孝顺他的母亲，如果他的母亲不在，在这可悲愤的环境里，他可能会自杀。但这毕竟是一种传说，在这一时期里，先生还是积极的奋斗着，他一面当好几个学校的教师，一面在教育部当佥事。如果真是老于世故的人，那时候是早已默默无声了，但先生却公正无私的给予教育当局很多批评，这博得了许多青年的信任，来请教他的，自然多起来了。虽则往常不喜出入教师之门的我，这时也因为校务时常到他家里请教。但每次去时，总见他在寓所里仍然极其忙碌。或者给青年看稿子，或者编副刊，校对书籍，他没有一刻让自己好好休息过。有时，我也从旁学习一二，替他校对什么，或者代抄点《坟》之类的材料。可是他总是不大肯叫人替他做事，一切大小琐碎，都愿意自己动手。就是他嗜好的茶，也不劳人代泡。房间预备好一只痰盂，经常容纳他杯子里的茶滓。他把茶滓倾倒在这里之后，就在书架罐子里取些茶叶，自己再到厨房去倒开水。寂寞的家，孤独凄凉的他，未能禁制心头炽热的烈火，“革命的爱在大众”，我看到先生全心力是寄托在大众身上了。自奉的俭省，衣着食用的简朴，接待客人的坦直，都可看出先生人格的一面。在北京时几乎整天有客人来拜访他。人们总是为了接近他得些正确的指引而来的。而每一个到过他寓所的青年总也觉得欣幸而满足。一次得到指引以后总希望再有同样的幸运，再见一次这样的一位慈蔼博学的指引导师！

七 消极?

在我呢，看他那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听他那看透一切黑暗面但以“希望”的安慰后生的议论，总处处在诱发我关于他那同乡所说的悲观自杀的话，在某一天，我顽皮地搜索书架和床褥，果然发现两把刀。或者正确地说：是两把匕首。我实行“缴械”了，先生笑了笑也就完事。他是不肯拿青年做敌人的。在许久的另一机会里，他对我解释说：“刀是防外来不测的，那里是要自杀。”我把他的同乡的话反问他，先生大笑起来，说：“你真是个傻孩子！”

八 积极！

不过事实的压迫(参看《华盖集》等)，章士钊们的代表黑暗的反动力，正人君子的卑劣诬陷，真使先生痛愤成疾了。不眠不食之外，长时期在纵酒。经医生诊看之后，也开不出好药方，要他先禁烟，禁酒。但细察先生，似乎禁酒还可，禁烟则万万做不到。那时有一位住在他家里的同乡，和我商量一同去劝他，用了整一夜反覆申辩的功夫，总算意思转过来了，答应照医生的话，好好地把病医好。而且对朋友也的确有这表示：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给李秉中先生的信就这样说：“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 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这就是先生那时真实的心境。

九 团体和自我

先生确是时常在各种刊物上发议论的。他除了为《语丝》撰文之外，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语丝》是几位文学负有声名的先生们所创办的，先生在那里以泼剌的姿态，领导着一大批青年，走向与恶势力战斗的路上去，先生曾写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已说明了一个大概，这里无须细说。《国民新报》是代表国民党方面一部分人的意见。那时北方对于国民党是很压迫的。先生认为应予合作，就和几位朋友一同负起编副刊的职务了。那《莽原》杂志呢，本来是《莽原》周刊，为了几位爱好文学的青年的文章不能在副刊尽量发表，所以另外成立一个周刊，也附在《京报》上。其后有几位青年愿意负责独立出版，先生就帮助他们，出点翻译和创作之类的书，名曰未名社。在这一时期，先生因为实行推动文化的工作，和许多青年有交往，有时因为青年的经济窘迫，先生也常常借口是应付稿费由自己拿出钱来，解决他们一些生活。但先生自己是并非充裕的。我们知道他，当一九一九年买了北京公用库八道湾的屋之后，到一九二三年就迁出了。为了安慰母亲，也曾向许寿裳，齐宗颐两位先生各借四百元，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一九二五年，我们到先生寓所访谒时，他的客厅里只有一张桌子，客人来了，才临时由女仆从卧室里搬两三张凳来。直至一九二六年离北京向厦门之际，始从厦门大学的薪水中陆续筹还那买屋的借款。

一〇 不因一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人

以一个热情认真的人，每易在虚伪、奸诈百出的现实里碰壁。这真费了先生无数不必要费的力气。先生病了，这犹如兵士在战斗中遇着毒气弹，是猝不及防的。不过先生一面战斗，一面还给北新、未名社计画着出书，一面编副刊，给青年看文稿，并不象消极。就我所见的，就有一位作家把他的小说请先生编定，出书之后，销路很好，他立刻成了一位有名作家。于是商人投机心理，向他劝进，不久又把落选的集成一本问世。先生看见了这，摇头叹气说：“我的选择很费不少心血，把每一种的代表作都有了，其余那些，实在不能算很成功，应该再修养，不怕删削才会有成就呢！”其实在先生自己，正如告诉人们写作方法中所说的，也是不惜尽量删掉那不大要紧的东西的。其后这一位作家，还出了不少的书。有时也请先生看稿，但是先生总给他搁起来，似乎不敢做第二次的删削了。我记得还有一位作家，先生辛辛苦苦给他选定作品，校字成书之后，那位青年向人说：“他把我好的都选掉了，却留下坏的。”以后这位青年有没有把先生选掉的那好的作品出成书，有没有从选掉而出的书获得了更大的声名，我可不大清楚了。还有一位青年，先生也替他选定了一本创作，且逐一的校正了用字。那青年，先生一直爱护着他，看重他，且给他介绍稿子和职业，就是在编良友公司出版的那《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部中也极力夸奖他。而他呢，据说因为先生斥骂了某一位青年，也就象得罪了一切青年似的，使他不满，竟从此和先生绝交了。象这样莫名其妙，去如飘风式的绝交，先生是也无可如何，只好由他去吧！ 谁知积之日久，“鲁迅爱发脾气”啰，“鲁迅是青年的绊脚石”啰，真象聚蚊成雷，将一切的恶声，都袭向先生而来了。平心而论：先生有分明的是非，一面固爱才若渴，一面也疾恶如仇。在一般人总以常情揆度事理，然先生之所以为先生，岂常情所能概论? 先生对于青年，尽有半途分手，或为敌人，或加构陷，但也有始终不二者。而先生有似长江大河，或留或逝，无所容于中，仍以至诚至正之忱，继续接待着一切新来者。或有劝其稍节精力，“不亦可以已乎?”而先生的答覆是：“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这是多么坦直的态度。人家总批评他多疑，据我观察所得，由他无故和人闹的总不大有，多是根据许多事实，没有法子容忍，才表示些决绝的态度。他这种不肯随便疑人的心，这从他有感于人家矮墙上所插的碎玻璃的议论中，可见一斑。他说：“这就好比把一切过路人都当强盗看待了，是很不好的。”

十一 青年的吸铁石来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先生往厦门大学任教职。如果不是和段、章之流大斗，致列于几十位被捕者之林，和另外的原因，大约未必会离开北京的。北京已经住了十五年了，可以静下来研究学问，有好图书馆，这是先生时常所怀念的。政治的压迫，个人生活的出发，驱使着他。尤其是没有半年可以支持的生活费，一旦遇到打击，那是很危险的。我们约好：希望在比较清明的情境之下，分头苦干两年，一方面为人，一方面自己也稍可支持，不至于饿着肚皮战斗，减低了锐气。然而厦门大学的实际，并不如先生去时所想象。一般连伙食也时常需要自己动手，在特别优待的藉口下，几乎处处被人作弄。对学校设施，先生又深深感到难有所作为。幸而他好象是青年的吸铁石，自他到后，厦门大学研究文艺之风盛行起来了，冷清清的大房间里时常有学生的足迹不断来往。就在他离校之际，还引起青年的觉悟，改革学校运动于是发生。虽则不久平息，但是跟着他同往广州的青年，也不在少数。其间有一位姓谢的，是湖南人，以前且曾做过教员，人很活动，文学造诣也相当的深。他到广东不久，就离去了，似乎是回到他的故乡去的，但去后信息杳然，他好象是个做社会运动的人物，先生几乎时常记念着他，且疑心他已被黑暗卷去。这真象一个谜。如今，却须我为他祝福了。如果他还在人间，那么，总应该和我们一同肩起这大时代的艰难的工作吧！ 另有一位厦大来的。那就是人们曾经谈起过的那位“义子”。从厦门到广州，一直追随在先生左右，在旁人看来，怕没有不当他是先生的忠实信徒的。他很能体谅先生的忙碌。除因事或领取学费等来到先生跟前稍坐一刻，其余总是不大向先生吵扰。他真是那么一个洁身自好的青年呢。

一二 故事的开始

记得我们旅居于上海后不久，一天，大雨连天，由旅馆茶役送来了一封信。正是那位学生的，他通知他已经到沪，人地生疏，急待照料，先生立刻和他的三弟冒着大雨上旅馆去。那是一家用堂皇名字招徕旅客而又颇不名符其实的旅馆。从船上移至旅馆仅有一些简单行李，可是那旅馆除开了一笔行李费之外，又横七竖八的不知开些什么帐目，半天功夫要花二十余元的开销。那学生的经济本不宽裕，先生早已晓得。如果在这种类似敲竹杠的地方多停留下来，这一切费用义不容辞将要由先生张罗。为人也是为己，先生就急忙忙把他们接到景云里的寓所来了。

一三 故事的演进

开了门，先生带来了三位远客，其一是从厦门跟到广东，此刻到上海来的学生，另外还有一男一女，很年轻，都象不满二十岁。据说是兄妹。起先似乎听说那兄妹俩家里很有钱，打算来沪读书。后来又听说那妹妹是那青年的爱人，为逃避家里的父母主婚，跟他一同出走。那妹妹的胞兄呢，则看透家里重男轻女的风习，如果女儿单独出走，怕会置之不理，但儿子也一同出走，就一定要设法追寻了。所以兄妹一同出来。这计画很周到，可惜的是一天天过去，没听见家里的表示，反而把先生当作家长了，供给膳宿，津贴零用，一切由先生负担。先生住在楼上，楼下就让给他们住。每逢步下扶梯，则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但稍一走远，则又戛然中止。久而久之，先生才悟到这书声是读给他听的，后来就怕敢出入了。继之他们又要求读书，要先生供给这三个人的学费。先生说：“我赋闲在家，给书店做点杂务，那能有这大力量呢?”这是实在情形。先生离京时还欠上一身的债，好容易把厦门大学的薪水给偿还。从厦门到广州又带了一批学生，旅费之类，也借用不少。在广州做了不到半年的工，就又失业了。原先我们预备做两年工的计画，既限于事实所迫，只得中途放弃。及至沪上，一切生活，俱未入于轨道，平添三个人的生活，已非先生力所能支了，那还说得到供给学费。后来那学生把他的文章送来，请先生介绍发表。但文章太过幼稚，实在不能送出去，没能满足他的心愿。又请托找事，但有什么事情好设法呢? 先生也是失业住在家里，又不认识达官阔人，富商大贾，平时来往的，都没有这力量，就是认识三两家书店，偶然介绍点稿子，也往往要自己也有稿子陪去，才能成功，说不到找事情了。于万不得已的情形下，先生跟某书店说定，让他去做个练习生，再由先生每月拿出三十元，托书店转一转手给他，算是薪水。先生满以为如此则对书店也不为难，对这青年也可以得一学习机会。总以为这一份苦心，他是能够接受的，谁知通知他以后，他竟说：“我不去。”是嫌薪水少，还是嫌工作低微呢?我们不晓得。但他怕还不知道这是特别设法，才能如此通融办理，在上海是学徒三年义务期满出师，也不过数元一月呢。

一四 送往迎来

那时创造社诸君子正在围剿先生，先生也正在应战。一天，那学生突然来对先生说：“他们因为我住在你这里，就把我都看不起了。”这叫先生怎么办法，他们能够不住在这里，能够有法子生活，先生又何必苦苦地挽留呢，真个是“实逼处此”。

后来那女孩子的哥哥要回乡了，理由是家里既不寄款来，且回去筹措，坚定的非走不可。但要走，先须有旅费，这责任又落在先生身上了。可是那位“哥哥”走不多时，又有远客来了，这回是那学生的哥哥。出身是木匠，来找事做。先生纵使交游广阔，接待这一类远客，怕还是初次。这如何动手? 但既来了，第一是食住总得给他安排。楼下已经住了那学生和他的爱人，没法再搭床位，只好为他另在附近租间房子。饭食呢，自然不再为他另开火仓，顺便在家里腾出一份，托他送去。这总该可以了的罢，可是结果还是不成。拿饭篮不体面！ 仿佛还须先生亲自送去似的，没有法子，又要托人代劳了。这样繁琐的人事纠缠，使得先生困恼万分。好容易托建人先生辗转请托，总算给那木匠哥哥找到了事，以为总可以吐一口气，解决了吧，结果又不成，不愿意去。那么再住下去。住下去，厌倦了，木匠哥哥要回乡了，再由先生来筹旅费。

一五 原来是“儿子”

这回剩下学生和他的爱人了，已经来了好几个月，他的爱人已能和别人稍微谈几句普通话，才从她的口中得知：那青年学生原来是来给先生做“儿子”的，她呢，不消说是媳妇儿了。他们满以为来享福，那里知道会这样。而先生竟一点也不晓得这个中原委，没好好地招待这现成的家族，弄得“怨气腾腾”，“烦言啧啧”，从这看来，先生真也太不会做人了。

在看透了对先生已无可希望，不能享福之后，“儿子”告辞要回去了。一天的晚上，他来同先生磋商：要两个人回去的旅费。先生想：这里到汕头，转到×县，至多一百元就足够了罢，然而不成。他说：“我们是卖了田地出来的，现在回去，要生活，还得买田地，你得给我××元。”这个数目，先生实在做不到的，还是忍住气和他磋商罢。“我没有这许多钱，而且，你想想看’，我负了债筹钱给你买田地，这可说得过去?”他可也回答的干脆：“错是不错，不过你总比我好想法，筹借的地方也比我多，你一定得给我筹××款子才可以。”说来说去，他还坚持这数目，自然咯，他是来做儿子的，儿子同老子要钱，律以“为儿孙做牛马”的义务，先生是无论如何不应拒却的。可惜先生不知道这就是儿子！ 而且先生实际的困迫他那能了解? 老实说，自他们来后，起居服用，再加以送往迎来，整批整批的路费筹措，已经觉得非常吃力了。但先生从来脾气是有苦自家知，一声不响的，而人们却以为他已成富翁，如果这虚名也可以卖钱，或者先生会是富翁罢，然而卖虚名的就不是先生，所以到头来往往弄成不谅解，不欢而散。那“儿子”终于也不满所欲气匆匆的走了。几年以后，“儿子”突然从广州来了封信。大意说：“原来你还没有倒掉，那么，再来帮助我吧。”这使我们猛然的想到，当初他的回去，怕为的是避免被牵连了倒掉吧。

谁说先生老于“世故”，我只觉得他是“其愚不可及”。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呆子吗? 可是这呆气，先生却十分珍贵着。他总是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

一六 另一个学生

从厦门来的另一个学生——我就在这里称他是A吧——来见先生了。他说：“上海学校没有好的，打算自己研究，读点书，不在乎文凭，愿意在先生旁边住，家里也可以放心，否则我父亲不会允许的。”于是就住在附近了。另外陆续来了他的朋友——柔石——和又一位也是厦门来的学生——我就称他为B——，他们三个人住一幢房子，早晚搭饭同吃。时常见面，谈起文化界的寂寞，出版界的欠充实，A就提议大家来出点书，他说，他哥哥开教育用品之类的店，可以赊点纸，或者还可向拍卖行买些便宜货，用不着大本钱。而且他哥哥的店，也可以代卖书籍，省得另开门面，有批发的，他也可以代收帐，很靠得住。大家同意了，用朝花社名义出了种周刊，印些近代木刻画选，也出些近代小说集，颇有点基础了。选木刻，制图，选材料等，离不了先生的苦心经营。而跑腿往来于印刷局等苦差使，则往往落到柔石身上。资本是A、B、柔石、先生四人出的，但因经费不足(每人数百元)，又不便叫学生们多负担，于是把我也算作一股。其中最失败的是《近代木刻选集》之类的木刻印本。纸张是A经手的，从他哥哥的店里或拍卖而来，各种纸都有，很多是粗糙的，不宜于印图。而且油墨也恶劣，往往把细的线条遮抹掉，有时墨太浓，反映出闪光，很不好看，然而还有读者。书和刊物，渐渐被人注意了，那时的A似乎别有所忙，时常往来于上海、宁波之间，有时急待他接洽什么，总老等他不来，责任几乎全落到柔石一个人身上。他很愿尽力，无奈那位A的哥哥店里的关系，柔石去接洽总弄不恰当，结果诸多棘手。卖出去的书，据说一个钱也收不回，几次的添本钱，柔石甚至一面跑印刷所，一面赶译书卖钱去充股本，有时真太来不及了，先生就转借些给他。总计起来，大约先生和我及借给柔石的，至少占股本之半。这时A对于译书事忽然不热心了，颇有十问九不理的样子。在某天，他宣布不能继续了，他哥哥的店不肯再代设法，书也多卖不出去，后来就把剩下的书由柔石托别的书店去卖，款不但收不到，还要每人筹款填亏空。先生担负了巨额的损失之后，得到朝花社遗留下来的黄色包书纸一束，从此关门大吉。先生想替青年们打下一个文学园地的基础，终成泡影，而先生也在这整整的一年中费去不少精力了。

一七 同情者

和朝花社差不多同时，还有一个××书局，主持的是C君。记得他头一次来见的时候，说明他的姊姊是在北京做社会活动遇害的，家里很困难，想印些书，请先生帮忙。为正义，为文化运动，为同情心所驱使，于是先生又有所忙了，义务的写稿，经常给刊物帮忙。C君人很精明。有一回大感叹于经费困难，不易支持之后，由他负责，向先生筹借了五百元，仍然未能打开僵局，又关门了。随后C君离开了上海，这书店的股东是谁，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

一八 忠厚待人

对于某某书店某某书店，先生和它的历史关系最为深厚。先生为它尽力，为它打定了良好基础，总不想使它受到损害。创办者原也是个青年，赖几位朋友之助，才打出这天下来。其时做新文化事业的真可说凤毛麟角，而出版的书，又很受读者欢迎，象这样有历史基础的书店，先生不愿意随便给它打击。在别人看来，先生对它仿佛有点偏私。记得在厦门、广州时，曾有另一书店托人和先生磋商，许以优待条件，要先生把在某某书店发行的全部著作移出，交给那家书店出版，先生也未为所动。其后到沪，复为它编辑两种刊物，替它另一刊物长期译稿。先生所编的刊物，一种是同人性质的，没有稿费，一切是尽义务。另一种由先生编校，每月不过由我们拿回少数校对费，其实大半还是尽义务的。其间征稿、还稿、写回信、校稿等，先生全部精神几乎用在这里了。又初到沪上，正人事纷繁，先生且病(到沪大病一场)且工作，无时或息，并无对书店有疏懒之意。且正在围剿中，许多人以为他就要没落了，聪明的人，都远远地离开。又兼那时出教科书的风气甚盛，谁个书店不想赚钱?风帆一转，文学书就置之脑后了，先生以为这是大大的失着。如果它坚持早先立场，倒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然所以转帆之故，又归因于在沪之扩大组织，变店铺为家庭，外间给以批评为“胡涂”。然“胡涂”者，不精明之反也，水清则无鱼，太精明的店，也同样难以合作。先生所以时常说：“某某书店乱七八糟，真气人，许多人固然受了他胡涂之累，可是他也时常胡里胡涂地吃人家的亏 (如几次封门)。比起精明的来，不无可爱之处。”的确，先生仍不无有些偏爱，或甚至溺爱的，每当他封门受压迫时，先生从不肯在这时期去索一回版税。然而他自己呢，每越遇压迫袭来，则收入之路越穷。胡涂者，自然也有精明之处，亡命之徒，还能出头露面向法庭控诉吗? 那是不足为虑的。

先生往常总不断指导我，说我太率直，不懂事。甚至有时发恼，质问我一个人将怎样生活? 固然，在他庇护之下，我是暖室中之小草，丝毫受不到风吹雪暴。可是我一个人在北方读书时，自己也生活了十年之久，不是还好好地活下去吗? 有时我因此不禁偷笑！ 至于他，到处陪小心扶助别人，也难免吃力不讨好，会招来莫名其妙的怨怼，或无故的绝交，这在先生，又将何以自解呢。

一九 编者态度

先生每编一种刊物，即留心发见投稿者中间可造之才，不惜奖掖备至，稍可录用，无不从宽。其后投稿较多，或觉少进境，也许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以致为人不满。这怕就是和青年来往难得持久之故吧。先生初到沪时编《奔流》、《语丝》。投来的稿子，真是缤纷万状：有写了一次即不愿覆看一遍，叫先生细改的；有翻译而错误很多，不能登载，致招怨尤的；有一稿油印多份，分投各刊物的；有字甚小，模糊难辨的；自然还有不少稍加修改，即可采用的。这些，如果是那原文先生能自己对照的，多给改正。其为从英文译来，遇有疑难，亦必多方向人打听，修改妥善。或长短诗，音韵、体裁、结构、思想俱优，则必多方设法登载，凡是先生手编刊物，读者怕很少不满意的吧。

二○  “鲁迅派”

这时有人从东京寄稿来，且时和先生通信，先生也照例覆信、看稿。信与稿一多，即成立友谊。有时蝇头小字，连篇累牍的写着信，费去先生大半天功夫。可惜这些信现时我没有借到一封。我知道在那些信中可算是知无不谈，谈无不尽，天下治乱，个人生活，都历述无遗了。有时信中飞来一张当票，先生也会亲自带往北京替他取赎，再小心翼翼的给送到他的家里。孙伏园先生说过：先生给他再四打铺盖，比之于耶稣为门徒洗脚。其实不但对门徒，对未见过面的朋友，先生也一样必忠至敬地尽力服务的。后来这位朋友回到中国来了，希望先生为他向北京教育界谋点事做，这在先生当然愿意尽力的。于是写介绍信以外，并亲自面恳。事情颇有眉目了，突然，一个风声传来，说他是鲁迅派，不能容他插足。鲁迅居然有“派”，放这风声的北京教育界中的某权威，实在是最懂得鲁迅精神的。

自然这位东京朋友的饭碗是立刻打破了。他转来上海，从此和先生过往甚密。不幸先生因加入“自由大同盟”、“左联”等而遭遇了严重的压迫。那位东京朋友，虽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拂去衣上的尘沙，依然是翩翩年少，将“危险”的责任一推到别人的身上，自己也就从“为鲁迅带坏的圈中”爬了出去，飞黄腾达起来了。

二一 谜

还有一位年青的人，时常在刊物中出现，也时常到寓所来请教翻译的文字，谈得投机了，也就一同吃饭。他曾为了爱人的病需要物质援助而又不要给爱人知道。先生满足了这希望，且恪守了约言。忽然，有一天他的另一位至友来向先生借款，且举前事为例。其时先生正因迫压，预备出走避难，困于经济，苦无以应。这位“诗人的至友”不免怨言，而诗人从此也绝迹不来了。而后来几经碰面，也不招呼，这可见绝交的决绝了。

传说，早先拳师，授术弟子，必留一套自用，以免自己被弟子袭击。这青年自和先生交往已久，仿佛颇偷了些先生的拳经，决绝以后，他竟应用起来，朝向先生脸上打来。例如先生早预备翻译一本什么书，被他晓得，他就赶速译出付印，以为如此可断先生生路。但先生看这种做法，不免有些好笑，仍照预定译出。先生本常说过：“中国之大，一种书有三四个译本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译得要忠实，不欺骗读者。”所以那诗人虽然对先生用了拳经，但终究经不起读者眼睛的鉴别。没落与兴起，是决难徼幸的。自从先生死后，那诗人忽然又在追悼文中备致哀忱，忘交谊于生日，洒清泪于死后，人间何世，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矛盾的现象。

二二 通缉来源的滑稽

先生是负了密令通缉的罪名，带到坟墓里去的。说来自然滑稽，但也痛心。首先呈请通缉的，是××省党部。而主其事者则为×××。先生是生长在那一省份的，这一来，则是他自己的故乡最先把他斥逐了。为了这一纸文书，使先生从此自弃于故乡，也使故乡负斥逐先生之恶名。先生何罪? 曰：“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堕落”而已。堕落有罪，则市井之徒皆得而诛。堕落文人而有罪，则文网之禁过苛。至于先生是否为堕落文人，稍有常识者，怕只有嗤之以鼻吧！ 此其所以为滑稽也。

但这事不是没有缘故的，正和先生编刊物有关，当先生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的一位青年，投文指责他们学校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凡有志于改革的，先生总尽力援助，所以把它刊登在《语丝》上了。这一反响真不算小，原来某校毕业生，革命以后多成显贵，×××就是其中之一。挟私嫌于心，诛天下人以称快，本是“老爷们”的拿手好戏，何况一个鲁迅。“自由大同盟”的事一起，借故追因，呈请通缉，通缉而又批准，那是非常自然的了。先生遭此厄运，气愤填胸，发为文辞，自亦激越。然被压迫者的呼声，正是国家民族的心声，先生岂徒为一己的私愤?

二三 意见相左

这位不识的投稿青年，嗣后也时送稿来，先生或见或不见，随后终于到德国留学了。他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留学时，常和先生通信，请益人事得失。先生也常托他买木刻书籍。同时也搜罗些中国画本寄去，托他转送德国朋友。兴之所至，这位青年仿佛也学起木刻来了。然而结果似无所成。回国以后，他带来些大书箱，寄存在我们寓所里。他有一次，为找积木送给海婴，偶然开箱则先生托他转给德国朋友的中国画本，赫然尚存行箧。据说，那些画太好了，不忍送出去；不怕携带困难，终于给带回来了。而先生特意到书坊寻选，辛苦寄出，冀于彼邦人士有足观摩，此意遂归虚耗。先生于叹息之余，终不明白那青年用意所在。

他在上海行踪甚秘，住处也无人知道。时或一来寓所，但有事时总是我们没有法去寻的。也因为这样的青年朋友不少，所以并不怪异。那时，《申报·自由谈》已加改革，由黎烈文先生担任编辑，先生时常为它写些短稿。他也时常寄稿给先生，托先生介绍。有时就给送到《自由谈》去。但条件很奇特：不能将原稿寄出发表。据问他什么缘故，却说他仿佛觉得处处有人在监视他，稍一不慎，即有丧身之虞。这么一来，先生只好设法给他抄录副稿寄去。起头先生是嘱我抄的，抄好之后，先生附一函寄给编者，有云：“有一友人，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今为绍介三则，倘能用，当能续作，但必仍由我转也。”(一九三四，一月二十四夜，给黎烈文先生信。)后来这位青年研究佛理起来，每见先生，也多道及。先生初亦淡然置之。其后因为他对先生颇有所讽劝，以为先生如能参禅悟道，即可少争闲气，于是意见渐渐相左了。先生岂不知佛经，但他并不愿出家。在最危难的国度里，以佛学麻醉自己的灵魂，希图置身世外，痛痒不关，这岂先生所能忍? 不但出家，即出国也未被先生所许，他不能恝置这古老的祖国，他要同被压迫的同胞一同生活，一同奋斗。那位青年虽未必逃禅，但已经参禅了，而且先生观察他既久，知之更念，颇觉其无一当意，而自处复老气横秋，殊少青年凌厉之态。先生觉得这样的人，是未可亲近了。来时也常婉辞不见。但仍一面替他介绍文章。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夜，给黎烈文先生信云：“‘此公’稿二篇呈上，颇有佛气，但《自由谈》本不拘一格，或无妨乎?”可是

我们自己工作有时很忙，如果我没有功夫，那么先生也得替他抄好寄去。但这对他还是不满意。有一次，他竟要求每篇换一个抄写者。我们是躲起来，不大交际的，那里来这许多抄写者。这命令实在难于办到，而且连我也未必有功夫专门为他抄写文章。先生很懂得人情，偶然叫我做些事，也斟酌情形才开口。见到我忙了，他也会来帮我一手，所以他自己更不大肯差遣人。如今我们都要腾出功夫来做抄写工作，而且做了还不合意，这有什么法子呢? 先生的精神就是这样多方面被磨掉的。后来他的稿子越来越多，让它积压太久又不大好，没有法子，请《自由谈》编者设法了：“‘此公’脾气颇不平常，不许我以原稿径寄，其实又有什么关系，而今则需人抄录，既费力，又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中有人抄写否? 倘有，则以抄本付排，而以原稿还我，我又可以还‘此公’。此后即不必我抄，但以原稿寄出，稍可省事矣。如何? 便中希示及。”

二四 为社会造材

那么先生为什么这样不辞劳苦，愿为他“抄录”呢? 这因为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且其人颇深世故，能言人所未言；孑然介立，还不失其纯洁。若或稍加移易，积极为人，即社会的栋梁。故不惜辛勤设法，并非特有所私。但因其文时多不平之语，或间略带讽刺，人又疑是先生所执笔。在同年四月间，先生有给《自由谈》黎烈文先生函云：“‘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我得以交代为幸。”“其实，‘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杨公，又疑是拙作，闻在《时事新报》(?)上讲冷话，自以为善齅，而又不确，此其所以为吧儿狗欤。”文章发表愈多，研究好奇的也多，如果真是先生一个人，诚然“思想亦不一致”。但先生并不做统制思想的工作，自己尽管有所不同，而他人另有所见，也未便埋没，故仍予介绍文稿。此种苦衷，就是作者恐怕也甚不了解的吧。编辑者也终于弄不明白，好象还来打听，先生回信告诉：“‘此公’是先生之同乡，年未‘而立’，看文章，虽若世故颇深；实则多从书本或推想而得，于实际上之各种困难，亲历者不多。对于投稿之偶有删改，已曾加以解释，想不至有所误解也。”

二五 最后一面

文稿尽在为他介绍，但他来访的次数渐渐减少了，因为先生不大和他多所谈论。即有所谈，也觉到微妙地相左。如此陪客，确也很苦。况且后来先生身体多病，又没有许多时候接见。这时我的处境就很为难，客来总得先由我招待，接见与否，则禀承先生之意。如果不打算见，我是很难为之说辞的，因为我晓得他的脾气，强见会不欢而散。最后一次，“此公”来了，我告以先生病不见客，他一句不说就走了。一刹那买一束鲜花直冲到楼上，令我来不及拦阻，他终于进来了。先生似理不理地躺在藤躺椅上，这时我真无地自容，对先生，对来客，没有能够打开这僵局。谁知这又是最后一次的相见呢。他敬爱先生，先生是晓得的。见面时无话可谈，原是思想的距离太远。先生于他，已力穷无可解劝，这是先生方面的苦处。这苦处，明知说了出来未必有效，就只好哑默无声，绝不敷衍。这是先生的坦率。然如真能瞭解先生，豁然贯通，无所执迷，则先生亦必能和他友好如故。先生死后，停在殡仪馆的小房间里的大清早，我遇到他，他悲怆万分。他告诉我先生给他的许多信，可以集成厚厚的一本，希望将来能够印出来。现在，这位青年的友人，也不知走到那里去了。他保存着的书信，不知有没有遗失在烽火之中。我们祷祝他的前途！ 并希望他善体先生通信中的拳拳至意。

二六 相当限度

先生无论对任何人，绝不出难题目给他做。他清楚某方面的长处，同时也明白某部分的短处。譬如某某社，先生和青年一同努力，一同计画出书，甚至有时设法代筹印刷费，诚或有之。然彼此之间，仍保存相当限度，不能以此而叫先生强人所难也。某某社的成立，主持的几位，大都是同乡而又同学，他们友谊甚深，其中只有一位是不同省份的。先生在那社里，也是异省人，他们当然没有话说，但不能因先生而对一切人随便，这是某某社一向脾气，先生是了解的。所以那时另外有几个人要求先生对某某社如何如何，先生也不能作左右袒，只好听其自然。结果另一部分青年不满，向先生进攻了。

二七 原 稿

某某社之认真不苟，每个人多洁身自好(除却有一个做官的不算)，这一切是先生所信服的。至于虽勤谨而气魄甚小，不能有大作为，则为先生所惜。他们的认真，举一例便可知道。先生平常原稿寄出，即多不过问底稿之如何保存。此次先生逝世，该社李君把他积存的《小约翰》、《朝华夕拾》等六七种原稿，毫不污损地装订起来见赠。我们想想，这三数位青年，一面在求学，一面在做译著、校对、出书等繁忙工作，仍留心保存先生手迹，一点一滴地抄出副稿付印。以视别人，把先生原稿随便丢弃，终于落到包油条的境遇，对于一代文化宗匠之敬爱与歧视，在这里可以窥测了。自然，我们不能希望人人把先生当孔夫子一样的敬重，他也一样的拿稿费换米饭，书店对于作家的平等待遇，本不足怪。可是某某社的苦心，则更是难能可感了。

二八 一位 朋 友

和某某社保持相当友谊，曾在北平旁听过先生讲书的青年F，后来在闸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对门即见，每天夜饭后，他在晒台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天。他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很活动，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甚为相得。后来在左联等处，他也时露头角。对先生感情很好，但对解决社会进步的热忱更深。自奉很刻苦，早晚奔走，辄不辞劳。曾有一时住在我们比邻，他大约每天下午十时才能回家，时常见他的太太手抱小孩在门外伫候，饿久了，小孩手拿干面包充饥。他不管家里人的心焦，非到相当时间不回。回来饭后已十一时了。敲门声响，他来了。一来就忙得很，《萌芽》、《十字街头》、《前哨》等刊物的封面，内容固然要和先生商讨，要先生帮忙。甚至题目也常是出好指定，非做不可的。有时接受了，有时则加以拒绝。走出了，往往在晨二三时。然后先生再打起精神，做豫约好的工作，直到东方发亮，还不能休息。这工作多超过先生个人能力以上，接近的人进忠告了。先生说：“有什么法子呢? 人手又少，无可推委。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先生是这样谦虚，接待一个赋有正义感的青年。这青年有过多的热血，有勇猛的锐气，几乎样样事都想来一下，行不通了，立刻改变，重新再做，从来好象没见他灰心过。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对庄严工作努力的人们，为了整个未来的光明，连自己的生命也置之度外的，先生除了尽其力所能及之外，还有什么需要坚持? 这时候见到的先生，在青年跟前，不是以导师出现，正象一位很要好，意气极相投的挚友一般。

二九 爱护战友

××先生从东洋回来了，添一枝生力军，多么可喜呢！ 那时候，压迫并不稍宽，××先生当即被注意了。先生和他以前在某文学团体里本有友情，这回手挽手地做民族解放运动工作，在艰难环境之下，是极可珍视的。有时遇到国外友人，询及中国知识界的前驱，先生必举××先生以告，总不肯自专自是，且时常挂念及××先生的身体太弱，还不及他自己。如今先生不幸逝去二周年了，希望××先生为国珍摄。或对××先生颇有异议时，先生辄不惜唇焦舌敝，再三晓说：“对外对内，急需人才，正宜互相爱护，不可减轻实力，为识者笑而仇者快。”现在则团结益坚，先生当可瞑目了。

三○ 倡 导 木 刻

木刻之在中国流行，不能不归于先生的号召，其始朝花社出木刻选集五册，使社会一新耳目，《奔流》等刊物亦时予介绍，一时风起云涌，几乎每种刊物，非有木刻不显进步了。先生又举行过几次木刻展览会，开办过夏期木刻讲演会，一时人才辈出，大有可观。其最露头角的，如罗清桢、陈铁耕、李桦、陈烟桥(即李雾城)、赖少其、张慧等先生，俱能自成一格，前途无量。可惜人体构图，多欠正确，为美中不足，是则先生所时常道及并惋惜的。而比较成功的木刻家，以及习木刻者的籍贯，多为粤人，先生常以为异。

先生对于美术向极留心，在北京时，常见他案上放有不少外国美术书，供随便翻阅。一问起他总说：“那是消遣的时候看看的。”他是怎样利用每一刻的光阴！ 就是从消闲中也得教育之益，无怪他和木刻朋友通信时，观察之精确，句句说出来都是内行话。如一九三四年写给张慧先生的信云：“蒙赐函及木刻，甚感。拜观各幅，部分尽有佳处，但以全体而言，却均不免有未能一律者。如《乞丐》，树及狗皆与全图不相称，且又不见道路，以致难云完全。弟非画家，不敢妄说，惟以意度之，木刻当亦与绘画无异，基本仍在素描，且画面必须统一也。”先生的率直批评，博得青年们的正义拥护，投函寄木刻请批评的，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张先生再寄木刻来，先生又报之书云：“顷收到十八日信并木刻三幅，甚感谢；上月二十八日的信，也收到的。先生知道我并非美术批评家，所以要我一一指出好坏来，我实在没有这本领。闻广州新近有一个木刻家团体，大家互相切磋，先生何不和他们研究研究呢?”“就大体而论，中国的木刻家，大抵有两个共通的缺点：一，人物总刻不好，常常错；二，是避重就轻，如先生所作的《船夫》，我就见了类似的作法好几张，因为只见人，不见船，构图比较的容易，而单刻一点屋顶、屋脊，其实是也有这倾向的。先生先前的作品上，还有颓废色采，和所作的诗一致，但这回却没有。”同年给木刻家李雾城先生函云：“三日的信并木刻一幅，今天收到了。这一幅构图很稳妥，浪费的刀也几乎没有。但我觉得烟囱太多了一点，平常的工厂恐怕没有这许多； 又《汽笛响了》，那是开工的时候，为什么烟囱上没有烟呢? 又，刻劳动者而头小臂粗，务须十分留心，勿使看者有‘畸形’之感，一有，便成为讽刺他只有暴力而无知识了。但这一幅里还不至此，现在不过偶然想起，顺便说说而已。”这观察多么周到、深刻。象这样的通讯，每个木刻家寄赠作品来时，先生都一样的给以正确的批评的。而木刻青年对先生爱护之诚，并不因交往深浅而.异，在他们沉痛的哀感，在他们踊跃的每人都极力把保存的遗札寄来之充分，我是多么感动到震抖。我想：最好能够把先生每封批评木刻的信，插以原图，刊印出来，不是很好的木刻示范吗? 曾经把这意思贡献给某书局，大约制图费过巨罢，没有成功。但是我总以为值得一做的，我时常想念到这样做或者不是没有意义的。鲁迅先生说：“希望在将来！”木刻是有将来的前途的。

三一 先生与出版界

先生对文学有爱好的，帮助他们出些书，有关系的书店真不少。从北新、未名社、朝花社、春潮书局、大江书铺以至《译文》、《作家》、《中流》、《海燕》、《奴隶丛书》等，到如今，虽然北新仍健在，而从事文学运动之锐气已消，其余则又先后消灭，真令人有风流云散之感。尤以未名社一向对出版业是那么认真，精选，卓有信用，乃忽停顿，为先生所可惜不置。又因同情被压迫者之故，先生不惜助之者，如联华书局。主持人某君，本为某书局职员，多年做工，月入不过数金，要求先生给他一二本书出版，以济困急。乃以《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与之。又陆续以瞿秋白(用乐雯笔名)编校的《萧伯纳在上海》，和他(用易嘉笔名)译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及曹靖华译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伦》等与之；有时且为之垫付排工等费。因其困迫，不但先生自己不肯开口讨版税 (只在后来病时及先生死后陆续收些版税)，就是替朋友介绍的也是约在半年前曹先生才收到版税二十元。先生宁可自己过刻苦生活，而从井救人，绝口不肯言穷，愈是困难，愈是如此。而人们还有计画地造他的谣，说他逃难时也把帐目带走。其实就算有帐目罢！ 资本家的帐目，还不是他自己有数? 而先生的朋友，也从来不因先生介绍出书收不到版税，过问一下，这种相知、相信、相互了解，是超物质的。

三二 误解

先生不但帮朋友出书，也帮朋友的儿子送入医院医病。有一位南京同学，后来在教育部同事的张君，他的儿子患病，好几个医院都说严重，找到先生，他立刻托朋友介绍入一医院，自己时常去探病，替他们付出千多元的医药费。出院之后，又替他们请全院的医生吃饭，表示谢意。他的慷慨，真叫人奇怪。有时人们以平常上海洋场心理推测先生：以为先生能那样替人花钱，一定是个富翁了。谁知先生却用钱之所要用，什么留底都不存了。还有一位老朋友，是老革命党，留学时的老同学，他们在上海相见了。先生不会对一切朋友隐藏什么，这位老友自然也晓得先生肯随便拿钱给人。有一天，这位老友来了，向先生借支五百元，说明不久就还。先生以忠厚待人，决不疑心有他，立刻向别人转借给他。因为是老友，相互之间，自然相信得过，别人也相信他们，把千余元的存摺，连图章托他去取五百。谁知这一来真是天晓得！ 变了“黄鹤”了。他写信去催，图章寄回来了，摺子已被乾没，……从此一概不理。后来从另外的朋友处听到，那位老友在说：“人家说他收卢布，恐怕是真的罢！”卢布，是“收来”的，人人可得而用之，无怪他敢于这么做了。然而这是他亲眼看见先生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造谣者的心理，却原来为自己的丑行找遮盖，此外还有什么！ 先生死了，那“债主”也曾写信去讨，他可连信也不回，尽管在乡下做他体面的绅士！ 以儿子的缘故，接收到继承的遗产十几万的富翁，对朋友是这样的。先生的血绞出来的金钱，如果用在这样的人的身上，那真是有点冤枉了。

三三 为社会服务

不管先生如何以物质济人之困，而被接济的还说这东西来路不清，这是很使他痛心的。在他的著作里也曾说过，用了妓女卖身的钱，还骂妓女卑污。……先生指的就是这批人。至于先生以精神帮助青年，那更不必说了，逐字逐页的批改文稿，逐字逐句的校勘译稿，几乎费去先生半生功夫。大病稍愈的时候，许多函稿送来了，说：“听说你的病好些了，该可以替我看些稿，介绍出去了罢?”有时寄来的稿字是那么小，复写的铅笔字是那么模糊，先生就夹心衬一张硬白纸，一看三叹，终于也给整本看完了。在他的遗物中，有人拿初版的书请先生修改，先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给改好了。死后我遇到作者，告诉他：“先生给你的书改好了。”他说：“让他去罢，我不打算印了。”他的悼文是那么沉痛，一见到遗容就那么嚎啕大哭，而先生千辛万苦给改过的书，曾不值一顾，我一想到先生一点点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无泪！ 然而这是少数人，这是我的小。以先生伟大的人格，数十年所遇的朋友，生前死后，了解他的几乎无间敌友。先生的工作，求其尽心，而从不想到对方的态度。他认为他的工作不是对个人是为社会服务。辛勤的农夫，会因为孺子弃饭满地而不耕作的吗? 先生就是这样的。

三四 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

人们的判断力是正确的，对先生的爱护就是一个明证。殡葬之际，无间亲疏老幼，同声悲哭，这就是先生苦难一生的判词。当苏联木刻开展览会于八仙桥青年会时，先生莅临了。一切的观众，一切的眼光，随着先生亦步亦趋，有拿展览目录请先生题字的，先生就把带在手边的《引玉集》签了字给他们了。这时候先生多么兴奋，多么感慨。他时常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他真是为我吗? 一切如我的青年，如我一样殷注先生的青年，先生知道应该怎样感动，怎样益加奋发。太感奋了，我心伤痛。我说：“门徒害夫子。”先生谦虚，不肯承认这话。

三五 多几个呆子

先生爱一切人，爱一切有专长之人，就是肯印书的人，他也极力夸奖鼓励，他说：“他是老实的，还肯印书。”又说：“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多几个呆子是好的。”先生自己亦明知是呆子而时常做去。他说：“青年多几个象我一样做的，中国就好得多，不是这样了。”自他死后，继他这样做去的仿佛已大有其人，先生如果还健在，一定很安慰的罢。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月第二卷第一期《文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