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与家庭
by 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 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在北京时代鲁迅先生的生活，上面几句话真可以概括无余了。“永远在奋斗的途中”，这是我们孙师兄最的确的评语。惟其如此，对于家庭多少较一般人冷淡，奋斗的结果难免牺牲，豫料到会牺牲了，还有什么看不透，忍不住，舍不掉的么? 一个社会的战士，对于家庭的注意自然相当淡薄，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各方面周到是很难得的。
随手举一个简单的例：我们初到上海的时候，住在景云里的最末一幢房子里。有一天，差不多是深秋，天快暗了，他还在那里迷头迷脑，聚精会神，拿着笔在写不完地尽写尽写。我偶然双手放在他的肩上，打算劝他休息一下，那晓得他笔是放下了，却满脸的不高兴。我那时是很孩子气，满心好意，遇到这么一来，真象在北方极暖的温室骤然走到冰天雪地一样，感觉到气也透不过来地难过。稍后，他给我解释：“写开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是顾不到的，这时最好不理他，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事。”这个印象给我是非常之深刻的，从此处处更加小心，听其自然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他总勉强着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写作忙急而不和我在一起吃饭的，也可见他尽可能地在迁就别人。
在北京，他房子的北面象倒放的品字，他就在倒下的口字中作为卧室兼书室，三个口字当中的地方，东北角放着日常用的吃饭桌椅，西北角是一只木橱，西面放一衣架和柳条箱，经常打开着，这里放些他日用的衬衣裤，什么时候高兴换了，就自己去拿。东南角还摆一只面盆架、水桶，要洗面了，也是自己随便什么时候都方便的。后来在上海，因为工作的忙迫，这些琐碎的照料随时我可以效劳了，他就时常向人感叹似地说：“现在换件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旧时代的官僚亲戚，他每回到家里来，就象一只猫走到一个鼠窝里一样，立刻声息全无。偶不小心，就听到训斥的告诫说：“我是掌舵的，船怎样走要依我。你们是坐船的，没有我不行，你们不许做声！”坐船的人会能过问或配懂得开船的吗? 这真是专制家长的自白。我有时跑到他的家里探望一下，遇到的时候，也是坐他船的了，一样的不好做声，然而心里却十二分的不舒服。鲁迅先生却相反，不但不象掌舵，倒象坐船的，一任我们意思。自己能动手的就做，没有空我帮他也可以，但绝不勉强，总要看我的能力而定。对于女工，后来是没有呼喊责备过一声的。遇到我不在家，要泡茶了，就自己捧着茶壶走下楼梯，到厨房去，自己动手烧水也可以，如果不是女工见到接过来代劳的话。就是这样的，尽自己动手，绝对不肯从楼上高声贼叫人来的。
在家庭里，有三样东西是他最恨的：猫，蟑螂，苍蝇。在《朝华夕拾〈狗·猫·鼠〉》里，说明他的仇猫，“在十岁上下的时候，……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到后来，他书桌旁那玻璃缸养着的十尾“苏州鱼”，忽然短少了，没有尸体，周围也看不到跳出的痕迹。几次的疑案，忽然在一天夜饭后回到房里，电灯一亮，一只猫从玻璃缸旁窜逃，于是疑闭顿息似地，见到猫就赶去打。有时我先睡熟了，听到楼下客堂冲击的声响，莫名其妙地赶紧跑下去一看，原来关起门窗，他拿着棒在打猫，猫南北地跳，朝着两头的窗，是困兽，却不善斗。他则追奔逐北地两头跟着去打，见到我来了，也招呼加入战线，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给它得间脱逃，准会死在乱棒之下的。蟑螂是夜里才出来，要消灭它，这时候比较便当；苍蝇呢，夜里却喜欢钉在屋顶上，最便于扑灭。这两种动物栖息的大本营却是厨房，在最多的时候，是夜静，他往往拿着杀虫喷射药水，跑到厨房，骤然开亮电灯，朝着见到的蟑螂喷射。苍蝇夜里不大会动的，就留在找不着蟑螂之后，爬到桌子上向天花板喷，每天数十只，积久了数目也很可观的。这样一方面除害，一方面在他也算是最活用肢体运动的机会了。他为什么对这两种小动物如此仇恨呢，苍蝇是传染病的媒介，消灭它不用多说。至于蟑螂，却最是他的对头，他爱书如命，是人所尽知的，他说：“蟑螂最可恶，什么书都吃。撒了些污，又给书都弄脏了。身子又扁又滑，逃得真快，随便什么缝子都钻得进去，真可恶。”所以一见到，正是仇人眼里格外分明，就立刻脱了一只鞋子握在手里，连忙的打，逃了就赤着一只脚去追，追的机会一多，来不及洗脚，黑着脚底的事就时常有了。这种绝不放过的态度，如果不是了解他对于书的爱护；一定要批评是徒费精神的，然而这正是他彻头彻尾毫不宽容之处。
日常生活用度的支出，他绝不过问，然而他的买书帐自己是记下来的，当他想要买《四部丛刊》之类做文学史的准备材料时，曾经为了要花去几百块钱而游移不定了好久，还是我劝了才决定买的。至于我自己衣着的不讲究等，是一面不愿意和他做太相反的对比，更不愿意在不必要的地方花去他绞脑汁换来的金钱，而他却时常笑笑地说：“看你这样落拓，去买一些新的来吧！”我说：“要讲究，你这点钱不够我花呢。”彼此一笑也就罢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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