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

鲁迅先生是最富于同情心的， 如果有谁能够真挚地引起了他的共鸣， 那时他赴汤蹈火都可以。甚而至于为了同情心，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了这，特意给他许多不适合的工作，他也能够勉强的做去。不过对于《自由谈》的投稿，却是真心真意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写在《伪自由书》的《前记》，说：

……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 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至医院里， 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 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 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 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但是也没有竟做，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 这就是这本书里的第一篇《崇实》；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干，有时也用干或丁萌。

从《前记》可知先生给《自由谈》投稿的动机了。但“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干，有时也用干或丁萌。”这不能通用的原因： 是一九三○年三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之后， 先生一切向社会表见的机会都暗中受了压迫。不准学校请他讲演， 他的书无端受邮局扣留， 有的地方甚至连《呐喊》是红色封面而也禁止了。这种不可理诉的待遇，只得改题笔名，以免编者受累。用得最多的是何家干三字。取这名时，无非因为姓何的最普通，家字排也甚多见，如家栋、家驹，若何字作谁字解，就是“谁家做”的，更有意思了。又略变为家干、干、何干等。大致仍给读者以一贯的认识。可是：

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 砭锢弊常取类型， 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 恰如病理学上的图， 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 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 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 都是做着关于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则牵连而至于左翼文学者。

这是他第一次改姓埋名仍受到告发和压迫的经过。

《自由谈》的文章， 当每天剪下来辑成《伪自由书》付印的时候， 把每篇的笔名都删去了。所以此刻记不清确用过什么另外名字。不过先生“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仍然继续投稿。“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

随《伪自由书》之后，就在一九三三年的下半年，先生仍旧执笔， 换了更多的笔名。而且除了《自由谈》之外， 又在《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等处投稿，这就是收在《南腔北调集》中的大部分文章。所谓更多的笔名，如阿二、华圉、佩苇、白舌、明瑟、隼、它音、楮冠、宴之敖、隋洛文、许遐等。阿二，是上海叫黄包车夫常用的。华圉， 是出自《孟子》，“始舍之圉圉焉”，所谓圉圉，“注：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意盖困于中华也。隼，“笺：隼，急疾之鸟也，飞乃至天，喻士卒劲勇，能深攻入敌也。”旅隼，和鲁迅音相似，或者从同音蜕变。隼性急疾，则又为先生自喻之意。它音，它，“《玉篇》，古文佗字，佗，蛇也。”先生肖蛇，故名。楮冠，楮，纸也，俗楮墨常相连用。“《说文》：谷也， 陆玑《诗疏》， 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 又捣以为纸。”一九二六年有所谓“狂飙运动”， 而狂飙社中人锡先生以“纸糊的假冠”(见《华盖集续编·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故名。宴之敖三字很奇特， 查先生年谱，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载：“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成，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 与二弟作人俱移入。”民国十二年，“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可见他是把八道湾屋买来修缮好， 同他的兄弟移入，后来才“迁居”了的，这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实。究竟为什么“迁居”的呢? 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𢾍， 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至于西三条的房子，是买来安慰母亲的，绍兴老房子卖去了， 买了八道湾的房子， 她一向是住惯自己的屋子，如果忽然租房子住，她要很不舒服。这时是齐寿山(名宗颐，教育部同事，共同翻译《小约翰》，先生被章士钊免职时，他和许寿裳先生俱主持公道， 愤而辞职)和许季茀(即寿裳先生)两个人各借四百元给我的。”隋洛文不用说，是为了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而起的了。许遐这名字，是因为我的小名与遐字同音而取的。有时翻译上避免同一名字出现太多，就拿来借用，如《译文》第一卷第一期的《鼻子》，第二期的《饥馑》都是。

仍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以后，先生投稿所用的笔名就更有二十个之多。在《准风月谈》的《前记》里有这样的文字：

从六月起的投稿， 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 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 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 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 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 对我呜呜不已， 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 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在《准风月谈》里用游光的名字写文章的， 多半是关于夜的东西。如《夜颂》、《谈蝙蝠》、《秋夜纪游》、《文床秋梦》。丰之余是批评社会的文字居多，有时或作封余，是对那些说他是“封建余孽”而起的名字。他每于一篇文字写好之后，就想名字，有时用旧的，有时被“嗅”出来了，就立刻重起。孺牛， 无疑地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缩写。谈到浙江的“堕民”，他就叫做越客。写到《双十怀古》，他就叫做史癖。桃椎，“《典术》：桃，五木之精，仙木也；《左传》昭四年， 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后汉书·礼仪志》为桃印施门户以止恶气。”大约含有除敌之意。符灵，意略同。罗怃，则取“罗无心”义，乃张若谷先生《婆汉迷》说部中称之者。敬一尊， 回敬一杯之意，亦即“回骂”也。但也有些笔名似乎意在通俗，以祈掩过检官之目的，如虞明、荀继、余铭、子明等。

不过仍不免于压迫， 从文章和这些笔名上就表示出他的反抗性了。尤刚、苇索、白在宣等，似乎都是。终于弄到“停笔”为止，所以《后记》里说：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 从去年六月起， 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 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 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 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 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 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 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当时除了压迫作者以外，对于：

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 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 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 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 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继黎烈文先生而编《自由谈》的是张梓生先生，听说《申报》自从黎先生编《自由谈》之后，销路突加，同时读者的“嗅觉”也很高的。《申报》到手，先看副刊； 副刊打开，先找“花边”。这时先生的笔名更多，而读者也无须细查了，他们会尝文章的味道，好似易牙调味，而较宽容，所以宁滥无缺，稍微象先生笔调的，就先剪下藏好，慢慢揣摩。甚至连别人的文章也当是他的也会有。但是不要紧，数人相遇，竞先报告，所以当时买旧东西货担上的《申报》几乎十有八九是剪过的。这情形，恰好为办报者所满意，他们志在推销顺利，买者欢迎，于是张梓生先生屡屡来索稿，且特许随便改名字，只要有文章。这一来论敌无可奈何了， 他们还想不到这位老头子原来是先生的故交，以为一定不会把先生拉来的呢。文化的力量，有时会被人讨厌排斥， 用尽千方百计压迫，但结果仍然归于无效。

《花边文学》的笔名， 和以前的稍稍不同。如张禄如变为张承禄，越客有时用作越侨，旅隼变为翁隼，白在宣易为白道，家干变为公汗，史癖改作史贲，而赵令仪、黄凯音、张沛之名，盖取其通俗， 以掩耳目。常庚则为先生幼小时，第一个师父所取的法号长庚之衍变。康伯度则因先生写了《倒提》一篇文字之后，被林默先生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一篇《论花边文学》，暗暗骂他为“买办”，因而想出的名字。还有，隋洛文有时简称洛文， 又同音变为乐雯。这乐雯名字，有时也借给别人共用，如《萧伯纳在上海》，是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萧来上海的时候， 正是瞿秋白避难到我们家里住。先生见过萧回来，谈起经过，说到各方对萧的形形色色，以为有辑集起来，给人一面镜子似的对照一下的必要。而且要赶快编校出版，否则中国人脾气，三两天过时了，会没有人过问的。——后来这书的销路似乎不大好。-首先是找材料，我也兴奋地担任下来了，跑了几次书摊，收集几天内的中外报纸和杂志之类一大堆。编排、格式、封面之类，自然先生也出些意见，而实际的工作如剪贴、翻译等，则多是瞿先生偏劳。他很有才气，办事敏捷，可惜时常生病。但只要每天用一时半点的功夫，就立刻脱稿一篇。很迅速的，不过一个月之间书就出来了。既然大部分的精力是瞿先生花的，自应作为他出的书， 可是他那时所有译作也多用别名，因此这本书就用乐雯的名字和读者相见。

此外的笔名， 或者还有许多可资研究的。我们要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潮，某一时代的文学背景，和产生这文学的关系，研究这特殊的，作者幻化许多名字，冀图表达其意见的苦衷，对于将来从事文学的人们，或者不无裨益罢。可惜此刻只记得这个大略。据杨霁云先生看来， 丁萌大约是天明之意。邓当世，江、浙一带口音， 第一字读作动词， 亦很近理。实在他每一个笔名， 都经过细细的时间在想。每每在写完短评之后，靠在藤躺椅休息的时候，就在那里考量。想妥了，自己觉得有点满意，就会对就近的人谈一下，普通一些， 写出也就算了。杨霁云先生于二十六年四月九日惠函指教，关于先生的笔名有很好的见解，原函云：

豫才先生所取笔名， 皆有“深意”。《笔名表》中似应每个注出，否则将来的读者益当不易明瞭。大概他早年的笔名，含希望、鼓励、奋飞等意义；晚年则含深刻的讽刺意义为多。如早年唐俟之为“空待”义。晚年隋洛文之为“堕落文人”义，丰之余之为“封建余孽”义， 上二者乃浙江省党部所赐之谥。罗怃则取“罗无心”义，乃张若谷在《婆汉迷》说部中称豫才者。大部笔名的用义，我想先生大概总知道，不如点明以惠读者以存史料。

很惭愧的，我未能达到杨先生所责望的厚意，只能说到上面的一个大概。另外还有一个笔名，为杨先生所知道而未发表过的，还是这一天的通信里云：

豫才先生尚有一笔名为董季荷， 署用于《倒提》一篇文章上——此篇即《花边文学》所因之取名的一篇——， 原稿现藏我处。盖当时我拟编一刊物而豫才寄来者，当时因先生适患小恙，时文章又需检查，无人抄录，他托我代抄的。后因刊物计画取消，我即归还，而再用公汗的笔名刊于《自由谈》上。当时如发表在我编的刊物中，则不会有《花边文学》一番的事情了。此一笔名的用意，我猜想是因彼时检查处威严赫赫， 他特用一风月式的笔名以掩人耳目也。

杨先生这一段通信很重要， 从《倒提》登载在《自由谈》之后，而引起林默先生的大文， 因此有康伯度名字的产生，而且又产生了一个似乎是兄弟的名字仲度， 而且这一年的短评集的很好的书名《花边文学》也产生了。谥之为《花边文学》，反而使这一本书的内容丰富了， 也许是执笔者所梦想不及的罢。这缘故就因为骂他的“扑空”了， 使先生也不免“悲愤”，就引他《准风月谈·后记》的话作结罢：

……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 而且 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 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 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末了，还要说明一句，先生最后用的笔名， 载在《中流》上的是晓角二字，他最后还不忘唤醒国人，希望我们大家永远记取这一位文坛战士的热望。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上海《申报·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