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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这伟大人类历史的纪念日,我们的祖国,刚刚在这个月的第一天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在不到二十天功夫,我们就在这一个簇新的国都来纪念那毕生从事文学革命,以文学这武器进行政治斗争的这位鲁迅先生的逝世十三周年,是感觉无比的欣慰的。

    因为鲁迅活着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时代,作为斗争的一员的他,是坚强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给予敌人以无情的打击的。

    鲁迅初期的文学运动,开始就是介绍北欧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及其他革命诗人的呼声,而自己亦在“呐喊”着。但从工作的经验上,使他明白了单人匹马,独自奋斗是产生不出很大的效果的。在“荷戟”求索中感到“徬徨”,转而寻找“生力军”,于是不断和青年接近,努力觅取正确的合作者。因而帮助未名社等的青年们介绍苏联作品,同时自己也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早在未离开北京(一九二六年)到厦门去以前,从他的藏书中,我们就看到有如《主义与法理学》、《》、《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者文化论》、《艺术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艺术论》、《文学的战术论》、《文学与革命》等的书籍。可以说很早他就已经呼吸着无产阶级理论的教育了。待接触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血的实际教训,就更加确定了鲁迅对无产阶级领导的确信,和全心全意在它领导下忠诚奋斗到底! 不管敌人给予怎样的压迫,还是勇敢地站起来用口和笔承认自己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无畏地昭示给敌人以“左翼作家联盟”的斗争工作经过,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就有这些话:

    “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 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漫的花来罢。……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用现在的事实,是反美帝击溃国民党反动派集团了。——广平注) 斗争这总流里去。……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

    这个阶级的立场,一直是而且至今还是革命文学的指标。鲁迅当时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通过了“左翼作家联盟”这一机构,全心全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他的文章里,就有如下的表明: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

    有了正确的领导之后,鲁迅的一切工作,不再是他自己个人的独自表现,而是在全中国人民都共同一致的大合奏里了。

    这大合奏的指挥者是谁呢? 无疑地就是今天我们全中国人民拥护的英明领袖毛主席。在鲁迅答派的信里,对托派“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时,鲁迅驳覆的话是: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事实证明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的正确,以致有今天的成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毛主席的开幕辞指示给我们: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在站起来了的时候纪念鲁迅逝世的十三周年,该是多么值得欣快呀! 回忆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曾经写过:“民主自由,我所信赖,必期有成,再行告慰。”现在真是可以告慰的了。在今年七月四日上海文艺界大会里,有一位朋友,亲切地告诉我:“在这个会场里,我们好象有鲁迅先生和我们在一起。”听了这句话,我把几乎快要掉下的泪水收起来了。的确,每逢伟大的场合里,人们就会记起鲁迅,就会觉得他这时应该和我们在一起。然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是辛勤的劳动者最高的美德。现在鲁迅即使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千千万万同志们所努力的结果,正如毛主席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所讲的话一样: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我们欣快于今天在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纪念为此战斗过敌人,拥护过这光明的前途的鲁迅先生,则我们更应该庆贺我们由于遵循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毛主席旗帜之下才获得了这伟大的成果。过去了的让它过去吧! 从今年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我们对鲁迅得以尽量纪念、研究,展开批评、学习,使文学遗产、斗争经验可以获得适当的评价,以从事吸收或扬弃了。

    原载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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