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之主潮

一

去今五十年前，北欧的剧圣寄信给他的最大的知己勃兰兑斯，用了照例的激越的调子，对于时势漏出愤慨和诅咒之声来。曰——

“国家是个人的灾祸。普鲁士的国力，是怎么得来的？就因为使个人沉沦于政治底地理底形体之下的缘故。……先使人们知道精神底关系，乃是达到获得统一的唯一的路罢。只有如此，那自由的要素也许会起来。”

伊孛生写了这些话之后约半世纪，受了称为“世界战争”这铁火的洗礼，普鲁士的国家主义灭，俄罗斯的专制政治倒；偶像破坏民本自由这些近世底大思想，在千九百十九年的可贺的新春，遂和“平和”一同占了最后的胜利了。在这样的意义上，欧洲的战乱，则是世界底的思想革命的战争。这世界，比起近世最大的戏剧作家伊孛生的头脑来，至少要迟五十年。

我又想，这回的战乱，是在前世纪以来的科学万能的唯物思想走尽了路的最后，所发现出来的现实暴露的悲剧。然而在文艺，则代表着这物质主义的自然主义，早葬送在往昔里，将近十九世纪末，已经作一大回转，高唱着理想主义或神秘象征这些新思想了。思潮早转了方向，便是“科学的破产”的叫声也已不足以惊人。在政治上，美国的威尔逊（W. Wilson）的理想主义颇促世界的注意，但二三十年前，在文艺上葬掉了自然主义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或神秘主义，却久已成为主潮了。赶在迟醒的俗众前头，诗人和艺术家，是在大战以前，从二十世纪的劈头起，就已经走着这新的道路的。

世上也诚有古怪的人们。一将文学比政治之类先进一二十年不足奇，有时还至于早五十年或一百年的话对他说，就显出怪讶的脸来。也有些人，全然欠缺理解，即对于东西古今的文明史所显示的这最为明白的事实，也会以为这样的事未必有，这是文学家们的夸大的。

新的思想和倾向，无论何时，总被时运的大势所催促，不知由来地发动起来。最初，是几乎并无什么头绪的东西，也不具合理底形式。单是渺茫不可捉摸，然而有着可惊的伟大的力的一种心气，情调，心情。是用了小巧所不能抑制禁压，而且非到了要到的处所，是决不停止的奔流激湍似的突进力。将这当作跳跃着的生命的显现看，也可以罢。于过去有所不慊，就破坏他，又神往于新的或物，勤求不已的不安焦躁之思，是做着这样心气的根本的。赶早地捉住了这心气，这心情，将这直感，将这表现，反映出来的，就是文艺。即所谓一种的“精神底冒险”（spiritual adventure）。

诗人艺术家的锐敏的感性，宛如风籁琴一样，和不定所从来的风相触，便奏出神来的妙音。是捉到了还未浮上时代意识的或物，赶早给以新的表现的。先前的罗马人，将那意义是豫言者的Vates这字，转用于诗人，确有深的意味在。

二

我相信，欧洲文学因为世界战乱而受了直接的影响，现在就要走向新的道路的事，是断乎没有的。我想，不过向着战前早经跨进一步了的神秘思想、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的路，更添了新的力而进行而已罢。因为当一般俗众沉溺于肉的时候，诗人和艺术家在战前就早已想探那灵界的深渊；因为埋掉了执滞于现实而不遑他顾的物质万能的自然主义，两脚确固地踏住了现实的地，他们先驱者的眼睛，已经高高地达到理想之境了。

前世纪末以来在欧洲的文坛上闳远地作响者，是想要脱离物质主义的束缚的“心灵解放”的声音。使战后的文学更增一层这主潮的力，更给那理想主义以一层加速度者，我想，大概就是这回的战乱的及于世上一般人心的影响罢。

这回的大战乱，是用了现代文明所有的一切的破坏力，扮演出来的悲剧。是扫除了一切虚伪和迷妄，造成使人复归于“本然的自我”的绝好机会。五十年八十年这长期间的物质底努力所筑成的许多东西，全部破坏，使欧洲人觉到了那功利唯物主义的空而又空。正如一个人，在垂死之际，或者置身于大悲哀大苦恼中时，便收了平时奔放着的心，诚实地思索人生，省察自己一样，当大扰乱大战役之后，用了镇定而且沉著的态度试来一考究“生的问题”的倾向，萌发于人心中者，也正是事理之常。即使不举先前的老例，就在从法兰西革命后以至自然主义勃兴时代的欧洲的民心，便分明地现着这样的倾向。当这回战乱时候，也早有许多人豫言过宗教上要兴起新信仰，或则高唱宗教底精神的复活。威尔士的《勃立忒林氏的洞观》（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神，莫见的王》这些著作，很惹时人注目；一面则神秘思想的倾向愈加显著；终于乃即对于洛俱（Oliver Lodge）和陀尔（Conan Doyle）之流的幽明交信之说，倾听的人们也日见其多了。

我已经在别一机会说过，当战乱间欧洲文坛实有秋风落莫之感。就一一的作品看来，可传不朽的大的艺术品极其少。但是，这样地进行一时受了阻止的文学，和战后的上文所说似的民心的新倾向相呼应，在战前以来的新理想主义上，将更添一层精采，则大概可以盼望的罢。

三

日本虽说是参加战事了，但这大战乱的苦患，却几乎没有尝到。倒是将这当作意外的好机会，赚了一点点钱，高兴了的人们颇不少。所以要说这回的战争对于日本将来的文学，会给与，或则助成什么新倾向，那自然是不能的。有如那民本主义的思想，虽然作为战争的直接的影响，将很大的影响给与我国一般的思想界，在文坛上，则早在十年前，当自然主义盛行的时候，已经是许多人们宣传过的陈腐的东西了。无非这就以战争为机会，惹了一般民众的注意而已；日本的文学，是一直在前，就俨然带着民本化的民众艺术的性质的。就这一点而言，文坛确乎要比政治界之类早十年或五年。

但是，我将战争的直接影响这些事撇开，对于日本文坛的现在和将来，还有几样感想。

在或一时代的文学上，一定可以看见两派潮流的。对于成为本流，成为主潮这一面的倾向，别有成为逆流成为潜流而运行的流派。这一面，要向现实的中心突进，肉薄而达到那核仁的力愈强，则在那一面，和这正相反，对于现世生活想超越和逃避的要求也愈盛。这两者一看似乎相矛盾，相背驰，而常是共立同存的事，在文艺史的研究者，是极有兴味的现象。我以为可以姑且称其一为文艺的求心底倾向，其他为远心底倾向。每一时代，这一面方是主潮本流之间，则那一派作为逆流或潜流而存在；一进其次的时代，潜流于是代起，便成为本流主潮了。

将东西的文艺史上屡见的这现象，移在我国近时的文坛上一想，则在可以称为自然主义全盛期的时候，别一面，就有倾向正相反的夏目漱石氏（尤其是那初期的作品）一派的艺术起来，和竭力要肉薄那现实生活的核仁的文坛的主潮完全正反对，鼓吹着余裕低徊的趣味，现出对于现实生活的远心底逃避底倾向。这一事，是其间有着深的意味的。就是一到其次的时代，这潜流即成为本流而出现，超越了现实生活的逃避底远心底的文学，分明见得竟成了近时文坛的本流了。

看看新出的新作家的作品，分明是不切于现实生活的居多。一时成了文坛的口号的所谓“触着”之类的事，似乎全然忘却了。自然主义的特色的那肉底生活的描写，已经废止，更进一步而变了心理描写的精致的解剖，那是看得出来的；但是作家的态度，总使人觉得对于现实生活是很舒缓的超越底远心底的模样。即使不来列举各个作家和作品的名，大约平素留心于新出小说的人，都该觉得的罢。我并非说：这样的倾向是不行的。倒以为是在走穷了的自然主义时代的现实底倾向之后，正该接着起来的当然的推移和反动。惟执此比彼，则觉得这变迁过于迅速地从这极端跑到那极端，文坛上昨是今非的变化之急激，是在今还是惊绝的。

我们日本人的生活，比起西洋人的来，总缺少热和力。一切都是微温，又不彻底。自然主义的现实底倾向，也没有西洋那样猛烈的彻底的东西，因此接着起来的倾向，也是热气很少的高蹈底享乐底态度的东西；要想更加深入，踏进幽玄的神秘思想的境地之类的事，恐怕盼不到。因为必须是曾经淹溺于极深极深的肉的极底下者，这才能活在灵里的。

和这问题相关联，还有想到的事，是日本近时的文坛和民众的思想生活，距离愈去愈远了。换了话说，就是文艺的本来的职务，是在作为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以指点向导一世，而日本近时的文艺没有想尽这职务。是非之论且不管，即以职务这一点而论，倒反觉得自然主义全盛时间，在态度上却较为恳切似的。英、法的文学，向来都和社会上政治上的问题密接地关系着，不待言了；至于俄、德的近代文学，则极明显地运用着这些问题的很不少，其中竟还有因此而损了真的艺术底价值的东西呢。倘没有罗马诺夫（Romanov）王家的恶政，则都介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奇，也都未必会留下那些大著作了罢。战后的西洋文学，大约要愈加人道主义地，又在广义的道德底和宗教底地，都要作为“人生的批评”，而和社会增加密接的关系罢。独有日本的文坛，却依然不肯来做文化的指导者和批评家么？就要在便宜而且浅薄的享乐底逃避底倾向里，永远安住下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