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

鲁迅著作之于我，是有许多异乎一般读者的感情的。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一段时期内，每一种译著的最初出版，往往多是经过鲁迅先生和我共同校对。大抵对于错字的校正，是我多费些工夫；而编排格式的如何臻于优美妥善，那是他从不肯轻易从事的。小到一直线的粗细长短，大如一行列的高低斜正，他都不惜再四改正。如果印刷所的校样老不肯改呢，他绝对不马上就批“校了”两字，所以有时甚至六七校，到了清样也还是看来看去，而平时的所谓初校，在我们已是二校，四校了，因为每次送来的校样都是每人看一二次然后送出的。原先，初学校对的时候，我几乎是从旁给添麻烦，许多应该校正的都没有做，而他的眼力却真可佩服，每一张校样到手，第一眼就能够觉察到全页的是否歪斜，每行的疏密高下，参差不齐，以及每行间逐字的松紧齐正。尤其圈点在每行顶上，是他所绝对不愿意的。后来，事务比较繁忙，也许眼力也较差了罢，经鲁迅先生校正过的，拿起来看，也比较以前多容易发现些错字了。不过，每书的初版，都是经过他严格地校改妥当的，所以拿初版书做标准，还是比较靠得住些。

其次，我之所以对鲁迅著作有许多亲切之感，和一般读者两样的，就因为多少直接间接和以往自己的生活有些连系，不说出来有时别人未必会体味到。而在我，每一读到，就难免有旧地重游，旧事重提之感。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先生亲眼见到上自伪执政段祺瑞，教育总长章士钊，旁及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以至于主脑人物的杨荫榆，齐向几个以至几十个被压迫的女师大学生们“围剿”的时候，鲁迅先生就义形于色，写了斥责其谬妄的文章，替被压迫的人们伸张正义。从《坟》里面的一篇《寡妇主义》里，不但斥责了那“‘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的种种阴险，而且又揭穿了从这些阴险者之口，播散出许多诋毁学生品格的流言，供正人君子们作谈资，奉为至宝； 甚至章士钊利用教育部长地位的呈文中，也竟侮辱备至，妄指学生们为“荒学逾闲，恣为无忌”等恶毒毁谤。这在亲自看到一切真情的先生，怎能不愤激于这人世的卑污。于是在《华盖集》中，《忽然想到(七)》凶兽和羊的同属一体二用，以及《“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和“系”》，《咬文嚼字(三)》,《答K S 君》,《“碰壁”之余》,《并非闲话(二)(三)》，《“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等，都是向正人君子们丢去的手榴弹。而对方的应战，还只有“闲话”的一途。在《华盖集续编》，则有更酣畅的文字，如《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有趣的消息》，《学界的三魂》，《不是信》，《我还不能“带住”》，《无花的蔷薇之二》等，不但在发表的当时，鼓舞了多少被人打击了而没法伸诉的弱者，使她们每捧读到一篇文章，就得到一种勉励，知道世界还不尽是漆黑一团，这力量是多么伟大，使反抗者的颓丧的魂灵得以苏醒，直至多少年后的今天，读了也如同当时加入战场中作战的情景的重现。而结束那次新旧之争的事实，却是“三一八”的大屠杀。在读到《“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等篇，令人明白了屠伯们的凶狠与无耻，一切强横凶暴以及狐假虎威者们的残狠恶毒。

持久而广大的战斗，鲁迅先生拿一枝笔横扫千军之后，也难免不筋疲力尽，甚至病起来了。过度的紧张，会使得眠食俱废。这之间，医生的警告，是绝对不能抽烟，否则吃药也没有效验，周围的人们都惶恐了。在某一天的夏夜，得着他同乡人的见告，立刻，我们在他的客厅里，婉转陈说，请求他不要太自暴自弃，为了应付敌人，更不能轻易使自己生起病来，使敌人畅快，更使自己的工作无法继续。我们的话语是多么粗疏，然而诚挚的心情，却能得到鲁迅先生的几许容纳。后来据他自己承认，在《野草》中的那篇《腊叶》，那假设被摘下来夹在《雁门集》里的斑驳的枫叶，就是自况的。而我却一点也没有体会到，这是多么麻木的呢！

工作的相需相助，压迫的共同感受，时常会增加人们两心共鸣的急速进展。这之后，鲁迅先生的生活有些改变，稍稍知道爱惜起自己来了。在一九二六年写在《坟》的《题记》里就特意有几句说明：“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我们都晓得，自己的个性不是安分的，然而这不安分的魂灵，却都不愿意轻易毁弃。在鲁迅先生因着杨荫榆骂我们—批反抗的学生为“害群”之后，他竟戏呼我做“害马”了，这终于成了绰号，为一时知道的师友所乐用。因为个性都未必安分，而又不放心于对方的独自作战，不知不觉地大有甘苦与共之心。而最能使战斗者气馁的，就是首先当计划到被围攻之后的生计困难。我们想：假使有半年的积聚，可以有支持几个月的生活费，那么，战斗起来必定更加减少顾虑。同时那久已厌倦了而又增添着不愉快的环境的北京，也是推使我们毅然离去的原因。所以在鲁迅先生接受了厦门大学的邀请之后，我也答应了广东省立女子师范母校的任职，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也许读者未必会留意到此中曲折，在《两地书》第二集四八信里，才不过从上海分手没几天，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他刚到厦门之后，还没有经过一个月，就在九月三十夜给我的信里，表示到了之后所见的失望了。他说：“我之愿合同早满者，就是愿意年月过得快，快到民国十.七年，可惜来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因此终于就在那一学期结束了之后，同在广州相见。

“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这是多么执着而顽强的态度。所以为了应付敌人，我们的生活中多少有些牺牲的。从广州到上海以后，虽然彼此朝夕相见，然而他整个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所以后期十年间的著作成绩，比较二十年前的著作生涯虽只占三分之一，而其成就，则以短短的十年而超过了二十年，这也许是到了现在想起来，于万分自愧中稍可聊自慰藉的了。

还是为了战斗，中国的社会是有不惜施行人身攻击，来移转战斗目标的。这把戏，我们知道，敌人也知道。为了不落圈套，在某些期间可能隐藏我们的经过，不给旧社会当作武器，我们是勉强地忍受了。不惜损己利人，给那些护法守旧者们暂时称心一下。不料还引起不相干的无赖，迳然说，倘使把他的一切发表出来，就立刻会身败名裂似的。关于这，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写在“坟”后面》里，鲁迅先生曾有如此的表白：

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脊，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 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

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在同月的二十八日给我的信中(见《两地书》第二集八三)也曾经说过他的经过，受了多年的痛苦的生活，到这时才决意改善的。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料是活不久的。后来豫料并不确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

然而敌人是凶恶的，这一面越退让，别一面一定越进迫。因为我们的一同乘津浦车南下便引起了流言，甚至因之有人以此对鲁迅加以攻击。那么，应战就是了，我绝不会在此时竖出反叛之旗的。于是他就“偏又出来做些事，而且偏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躲在黑暗里的诸公其奈我何”。

于是在《唐宋传奇集》序例的末行，有似“春秋”笔法的几句，为鲁迅先生自认是得意之作的是：

中华民国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鲁迅校毕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后来我们不但在广州同在中山大学做事，而且白云楼的寓所，是他和许季茀先生合赁，而为了方言关系，用女工便当的缘故，也分一间房子给我住着，做他们柴米油盐的杂务经理者。终于，经过四月十五日的事件，中大许多学生被捕，那时坚持着营救青年的鲁迅先生的意见毕竟被否决了。而且似乎他和我又处在“流言”的包围中，仿佛我们都犯了罪似的，暗地里总好象送来疑虑和研究的怪眼。于是我们真的一同到上海来了。“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这是一九二九年三月鲁迅先生覆韦素园先生的信(见《鲁迅书简》)所说的。

到了一九三○年，柔石先生们被捕，我们带着刚学走路.的孩子逃避到一个外国人开的客店，借住在潮湿，满房子被包围着水蒸气的浴室旁边的一间小室里，“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杂物”，鲁迅先生感到悲哀了，赋诗说：“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而覆李秉中先生的信 (见《鲁迅书简》)，婉谢他听到他的危难而约去日本，其中就很沉痛地说：“我又有眷属在沪，并一婴儿，相依为命，离则两伤，故且深自韬晦，冀延余年，倘举朝文武，仍不相容，会当相偕以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后来，一直没有远去。到了他临危之际，医生和朋友再四的劝他易地疗养，为了许多更大的原因，没有实现，而我们给予他的牵累，确也是其中之一小小理由。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月号上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