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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这一部书,是用日本所辑译的本子为底本,从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开手翻译,陆续登在月刊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上,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介绍过,这里的,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也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等,一派偏重阶级,是的人们,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好几个是委员,如等;也有‘锻冶厂’一派,如;最多的是的人们,如等,译载在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的编辑者。对于他所作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都已放逐,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有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但直到现在,首尾三年,终于未曾得到一封这样的信札,所以其中的缺憾,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反之,对于译者本身的笑骂却颇不少的,至今未绝。我曾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提到一点大略,登在第三本上,现在就摘抄几段在下面——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我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先生……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著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在这里又向谁输诚呢。今年,谥法又两样了……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自己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因为至今还没有更新的译本出现,所以我仍然整理旧稿,印成书籍模样,想延续他多少时候的生存。但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点了。第一,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第二,他又将所译附在卷末,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使总览之后,于这的来源去脉,更得分明。这两点,至少是值得特行声叙的。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之夜,鲁迅记于沪北小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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