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还是两三个月以前的事了：大约是受到那一时期爱看专集和传记的影响，觉得要想彻底了解某一作家的思想，生活，性格，以及文章等等，只是读他一两篇或者更多的作品，还是不够的；总需看看专集，看看年谱，传记，（没有这些的，当然又作别论。）再能同当时的历史作一对照，那么，才能恍然悟出从前看他某篇文章所不能了解的地方，是说些什么，是为什么而发。

渊明先生虽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实则，他也写过许多像赞，对于一个人，仍是有着系统的深刻的了解的。而我们去看陶诗，仅仅读了几首，便断定渊明先生是位淡泊无为的人，仍是不妥的。必须看了他的传记，全部的诗文，并看到晋家的历史，才能发掘出他在那恶社会之下，不得不淡泊的原因。

因此，我便想到过去读过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虽然有的读过几遍，而仍然感到没有深刻的了解。这使我不得不在他的文字以外，去找寻可以帮助了解的材料。

我于是一面读他关于回忆往事的文字（《朝花夕拾》及其他），一面我读了许寿裳先生编制的年谱，以及许先生所写的《鲁迅的生活》（原为许先生的讲演纲要），又看了其他关于鲁迅先生的文字；此外我就看了《清鉴》，《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中国近百年史教程》，《中国近代史》……。——这样的看了之后，再来读一读《阿Q正传》，或其他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字，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

因此，也便使我想起把他的生活，他的作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写出一点哪怕只是资料性的东西，对于爱看鲁迅先生文字的人们，或者有些微的补益吧，——于是我提起了笔。

我又每每想起，鲁迅先生——这光辉着中国与世界文坛的作家，这思想界的先驱，这在人类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斗争中的大旗手，……他离开我们快六年了，然而我们还看不到除《自传》以外，有更详尽的传记来，这不能不算是件憾事。

这原因当然是有多种，我想其中之一，是熟悉鲁迅先生早年的生活与藉以生活的环境的人是颇少了。

鲁迅先生曾计划过写出他所深知的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四代是指：章太炎先生他们一代，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宋阳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他当时曾为此说过这样的话：

倘要写，关于知识分子，我是可以写的，……而且我不写，关于前两代恐怕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

这话是不错的，这绝不是仅仅书本上的材料就可办到，更不是一套洋八股扣上便可了事，似乎必须有那一时代的生活经验，才可写得有血有肉。

那么写鲁迅先生的传记，也需如此罢。——这样说来，我为什么敢于提笔写这篇仿佛传记似的东西呢？民元前一二年，我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儿，怎能来体会鲁迅先生民元前的生活呢？——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打算这么办，我感觉缺乏这种能力，我只是写出一篇资料性的东西，供人参考，略为减少一些将来写传记的人翻拣上的烦劳罢了。

可是，同时，我有一种奢望，便是想拿这篇不成样的文字，来勾引出更珍贵的材料；尤其是希望像鲁迅先生的老友许寿裳先生们，能借着不满意这篇东西的刺激，写出一篇完整详尽的传记来，那就是这简陋的东西，最伟大的收获了。——我诚挚的热望着。

*　*　*

这篇简陋的文字，在第一次写的时候，是连章目也没有分的，只是就现有的材料，加以编排，而限于战时书籍的不易得，所以“现有”二字，又只限于我的室中，不过，重要的材料，如全集中鲁迅先生自己写过的事件，许寿裳先生几篇珍贵的文字，以及夏丏尊先生（鲁迅先生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的同事），孙伏园先生（鲁迅先生在绍兴府学堂任教时的学生），以及纪念集中其他重要的记述，差不多都收罗在里面了。至于民元前的史料，大都是从前面已经提过的几本近代史中得来。——这样把第一遍的草稿完成。

在第二次提笔的时候，因为从头到尾看过几遍的关系，便就着几个自然的段落，分为四章：

一、故乡与童年（从降生到十三岁）

二、由困顿走入“异途”（十三岁到二十二岁）

三、海外八年（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

四、归来与出走（二十九岁到三十二岁）

这四章的材料，在穿插取舍上，是很难处理的。——当然是限于我的学识以及写作技术。不过材料有的很零碎，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事，弃而不用，都觉得异常的可惜；用吧，实在不易串缀得自然而且完整。这是其一；

其次呢，历史背景的描述，放在每一章的开头，当然醒目，而与先生的生活，仿佛分成两截，也觉得不妥；糅合在一起罢，则限于对当时的事迹与生活的生疏，勉强捏在一起，看起来似乎圆满，而实际上怕会成为不会捏“元宵”的人捏出的“元宵”，不等到下锅，就会散了。而历史的事，折成许多小截，缝缀上去，又看不到历史变衍的痕迹来，所以只好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写到一个可以插叙，需要插叙的地方，就插叙一下。

再有就是写的时候，是多引用原句好呢，还是自己加以缩写，或者更事铺张？这也是极困难的事。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简直是好的诗篇，每句每字，都是千锤百炼而来，使你无法增减，你想离开他的文字，自己加以叙述，那怎么也叙述不了那么好；你想随便取择一点，而他句与句，段与段都是血肉相连，剪裁哪段好呢？——所以，结果，我采取了多引原句的办法，这绝不是为着省事，而是为了存真以及上述的困难。对于引用其他材料，也有同样的情形。

*　*　*

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常常为回忆的事停住了笔，往往就这样的，对着小小的灯光，一根接着一根的廉价烟卷，吸得昏昏沉沉的无法写下一个字去。

我想我还是要写一点的，虽然是前年或者去年，在哪个杂志上仿佛看到一位英雄标出保护鲁迅的旗帜来，那便是将鲁迅先生保护在他的旗帜之下，别人连挨也不准挨的。别人要谈一谈同鲁迅先生的交往，那便是想自抬身价；写出关于鲁迅先生的文字，那便是存心想借以自重。如此说来，除了这位关起门来保护鲁迅先生的大将以外，不是任何人连这名字也不能提了吗？我当时看了很奇怪，过后一想，也就索然了，因为这种洋场恶少的作风，早已有着先例的。

所以我还是要将“真实”写出来一点。

在写作之中，每每使我想起鲁迅先生过去对我的鼓励与帮助，尤其是在失业期间，他许多次的寄书，寄信，使我像是看到一幅极美丽的画图，这画图中是彩绘着一位慈祥的老人，拯救着一个陷落在生活的泥淖中的孩子，是黎明之前，还是暮色苍茫的时候呢？冷风飘动着他的发丝，是荒原，是海滨，还是闹市呢？他向着一个不熟识的孩子，伸出援救的手。——这情景我永远的忘不了，将要随着我葬进坟墓为止。

为着纪念这一时期鲁迅先生对我的援助和爱护，我便在又得着“饭碗”的那一年的春天，开始编辑先生的《序跋集》。因为我觉得将可以从这本书里，使人们看到他辛勤劳绩的剪影。

他自己的全部著译，他为别人校正，介绍，出版的作品，海外出版关于他的著作，以及他虽是写了序而终未出版的书，……都将在这里看到精要的说明。因为他的序跋，不是吹嘘，不是夸示，而是最好的提要，索隐和注释。

我于是伏在一间风都吹得动摇的楼上，抄写，几乎是整半年的时间，才抄完了这二十几万字的“巨制”，当时我抬头就可以看到浩瀚无边的碧蓝的大海，我便每每自言自语道：“鲁迅先生的伟大无私和成就，只有这大海可以比拟吧！”

这书终于抄好了，然而它却遭到种种的不幸，到今天，怕连原稿也落在日寇的手中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稿子寄去的时候，先生正在大病以后，因为他答应添补许多外间不易找到的材料，所以来信说，“只好秋末来再说”了。谁知这“秋末”还没有到，先生便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在这后一年，抗战的炮火响起来，接着两三年中对这书没有消息，前年得着景宋先生的通信处，写了信去，才知这书曾有两家书局要出版，后来为着条件的关系，终于都未成功。接着便又交涉了一家，也未弄妥，去年秋季连接到景宋先生几封信，说已决定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说是年底或可出版，可是到了年底，书的消息没有，而孤岛沦陷的消息却来了。接着便有景宋先生被敌寇逮捕的确息，又迟些时，上海友人来信，更确实的诉说了这不幸的经过。汉奸，日寇，过去就曾经将鲁迅先生墓前的柏树拔去，瓷像打碎，而今连这寡妇孤儿，以及藏书，日记，稿件，画片等等的一生心血所集的事物，都掳掠而去。——这种卑鄙无耻的丑劣行径，就是什么“王道”，什么“共荣”等等名词最好的注脚，同时也是对鲁迅先生生前死后许多毁谤者有力的答复。

因此，那本为着纪念先生而编辑的《序跋集》也失却了消息。

现在，我想就以这本《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来作为对先生的一个小小的纪念物罢。同时，采用了景宋先生一篇文字的题目，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也想以此来表露出对景宋先生，以及海婴无尽的怀念与忧思。

*　*　*

最后，我要以极荣幸的心情，来感谢鲁迅先生的老友许寿裳先生。许先生在百忙中，为这本简陋的东西，作了仔细的校正，指出错误的地方，谈述着许多珍贵的，过去未曾听到看到的材料，（可惜有些为着体会鲁迅先生的意思，不能在书中插入。）更荣幸的，是许先生慨然允许为这本不成样的书写着序言，使这书放着光采，仿佛土墙茅屋上照射着曙光。——这绝非这本简陋的东西所可招致，而是说述出许先生关怀故友的情深。这感激，也将非作者一人，而是无数鲁迅先生的崇敬者的共同的心意。

还有，这书从搜集材料起直到出版，我得特别感谢沈衡山老先生的帮助。老先生是鲁迅先生在杭州两级师范教书时的校长，他为向关系方面征询材料，发出许多封信；又不以这书简陋为嫌，一再愿意介绍出版。这实是令人感激无已的事。

袁侃如兄为作封面字，两次易稿，不以为烦。（后因制版不易，始易目前之式样。）其他友人贡献宝贵的意见及助我搜寻材料，都可一并在此敬致谢忱。

末了，是希望看了这本不成样的小书的先生们，能不吝的予以指正，并再告诉些珍贵的材料。——那感激就非仅作者一人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日冶秋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