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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一九四二年,应苏联友人所提出的逐条问题的答覆。虽然隔了几年再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但对于研究鲁迅先生著作的,或不无可资参考处。只因当时匆匆写就,急于送出,难免遗误,倘有读者予以指正,是非常感荷的。

    一 先生所写的稿子用铅印的全张报纸计算,共有几张?

    全集字数共计约五百九十万(书信、日记不在内)–六百万字(计每页十三行,每行三十五字,每页共四五五字)。全集每部共一万二千零四页,计每部用纸连放头(白报纸)二百一十张(插图约四十余幅,系道林纸精印,不在内)。

    二 先生名著是否有未发表的同文异稿?

    没有。

    三 是否有未完成的稿子?是那些?

    辑录中国唐以前小说逸文的《古小说钩沈》,原意似乎是在每一卷之前(共三十六卷)有一序文,来说明这一卷小说是从那里搜辑得来,别的书本有没有类似的记载,原著者略历,和鲁迅先生自己考证所得的意见等,体裁略似《会稽郡故书杂集》。但是因为屡次想付印都没有成功,同时因别方面的写作也抽不开时间来整理,所以至今印在全集的仅只是小说逸文的部分,这是很值得惋惜的。此外《汉文学史纲要》,虽为在厦门大学及中山大学的讲义稿,但只从中国古代有文字起至汉而中断了。乃是陆续就授课教材所需而执笔,后来中止教务,就没有继续写下去,但这志愿总时常在意识上浮起,而时代环境又不允许他丢开眼前急遽的社会现状的指示,因此从这书出发的,先生预备以一年的时间给以完成的,终于没有继续下去,不过国学方面的参考资料如正续编、《二十五史》……等书的购置,在他逝世前后还是不断的送到,就可以见先生始终没有忘记这一件工作。这是因为感觉到以他那现实主义者的眼光,写起中国文学史来,相信可以打破向来迂腐传统的习见,给后来研究文学者以一正确的指导。无如这一愿望终究成为画饼,这是每一个从事文学者知道都引以为憾的。最后,在先生临终前不久(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还在执笔写稿,压置在案头而没有写完的一篇短文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现收在《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此外,计画过而未完成的稿子当然还有不少,但因未曾动笔或是零碎材料,这就不细说了。

    四 是否有未发表的或未完成的译稿?

    先生大病后,自以为稍愈而急欲完成的译稿,是《死魂灵》第二部,但译至第三章发表在刊物里,呈于读者之前时,先生已不及披览而先逝去了。更早些时,曾译过西班牙《山民牧唱》,陆续刊载于杂志,原计画不久出单行本。倘照日文译本看,还缺一篇未译,不知是未完成的呢,还是有意舍弃。至于未发表的译稿,照目前所知,大约是没有了。不过北京方面是否有旧译稿,因为时局关系,一时还不易去调查。

    五 关于未曾保存的原稿,或是在出版所或检查处遗失的稿子,有所知悉否?

    出版所对于原稿,大约在出书之后不久总陆续毁弃,除非原著者特别交涉退还,或偶有出版者另抄副本付印,如以前北京未名社对于先生著作是这样做,此外是没法得知原稿的去向的。最可惋惜的是未经发表过的中华民国元年至十四年的一包日记,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随着笔者的被驻上海日本宪兵队拘捕而就在寓所搜去,待到两个半月之后释放,发还两大包书籍时,才晓得民国十一年先生的全年日记失去了。后来曾经辗转托人查询,终于没有结果,这是全部完整日记中失去了中间的一年,在研究鲁迅文学生涯上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六 先生的手稿是用什么方法保存的?是私人搜藏的,还是家属保存的?

    有些是私人保存的,如通信,许多散存于各收信者的手里。大部分手稿是在上海,由家属保存,北京旧寓也许还有多少存在。

    七 那些作品刊出时被检查官删除很多,这些被删作品的原稿是否保存着?

    从一九三三年一月给《申报·自由谈》写杂感文起,平均每月写八九篇,到同年五月初,投稿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据先生自己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些被删作品的原稿虽然没有保存,幸而已收集在《伪自由书》里。从六月起,先生在的投稿六十多篇,就用种种的笔名应付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于是许多作品得以刊出,自然还不免于被删改。这,据作者推想:有些是“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言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直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对于被删改的文字,多由作者补上去,而且旁加黑点作附记,全都收在《准风月谈》里了。以后仍然继续用许多笔名(世界上文学家用笔名之多,恐怕先生亦是其中之一了,大约共有八十个以上)投稿于各种刊物,颇能掩饰一时,得以登载出去,中间删改过的,都收在《花边文学》里,那时是一九三四年,检查官因为对于某种杂志.疏于检查而出了毛病,“官家的书报检查处忽然不知所往”,因此出版界似乎倒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好景不常,在同一年里先生的作品(收在《且介亭杂文》里的)仍旧不断被删改,我们只要翻开原著的附记,就很清楚地了解到那时检查官的界限是非常之宽泛,连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语,都被删除,而描写里弄女工生活的小文,更全篇被抽去,这先被删改而后又盖了“抽去”二字印章的一篇《阿金》,经了好几个机关重又回到著作者之手,而成为仅得保存的底稿。因着不断的检查、压迫,先生每发表著作,后来多把副稿寄出,所以对于若干篇的被删除,得以从原稿补入在单行集子里。随后一九三五年写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里,即有不谈国事的作品,只要猜想是先生执笔的,倘一经检查,也无一不被禁止。

    八 先生是否有未发表的日记?是什么时期的?

    先生的日记,是从民国元年五月五日起至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止,连续不断地记下来的。曾经在刊物上发表过的,不过二年多,其余大半是未发表的。

    九 先生所收到的信,保存着很多吗?

    并不多。每于写了回信之后就烧毁了,原因是怕牵累别人。

    一〇 有没有苏联作家的信?

    大约有的,不过没有留存,说不清楚了。

    一一 其中是否有给鲁迅的信?

    没有。

    一二 先生和谁的通信最多?

    先生是勤于写回信的,几乎是有来必往。但也难找出最多的是谁。在某个时期里,通信比较多的有数人,如因出版关系,在未名社有等;在应文学上的问话,与在东京留学时之;或忙于搜求木刻,向在德留学时之,在法留学时之等;而与、刘军等通信亦不少。不过谁是通信最多,未必就是始终都和先生意见一致,而与先生极关切的,反而不大通信,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情形。

    一三  先生曾用外国文写过文章吗?用那国文字?

    曾用外国文写文章,但只限于日文。

    一四 先生的手迹是怎样一种性质,很难辨认吗?

    是用中国毛笔写在中国纸上,永远是极易辨认,涂改不一大多,偶见字、句的修改罢了。

    一五 先生是否在自己的手稿里画过图?这种图画的性质怎样?

    仅只在《朝华夕拾》里画过插图“活无常”,这是神话、传说里说人将死时阴间派来的勾魂使者。

    一六 先生批改青年作家的稿子有什么特点?他对于原稿作怎样的修改?

    在初学写作者,奖掖多于修改,比较宽容些,多方设法介绍登载。随后作品多了,一定随时警告他不可疏滥。如果真是不成熟的作品,实在无法修改了,就详细指出内容有怎样值得讨论之处而退回,倘使稍微可以勉强登载,无不设法的。如果是许多短篇集成的,可抽去的必定劝作者抽掉,其余可用的,总极力尊重作者意见,除了错字、句子欠顺稍加修改之外,大约总不去删削很多的。如果非多加修改不可,比较欢喜的是指出原稿的值得注意点,请作者自己去重新改正。但这并不是说他不肯尽力,他对于每一个青年请他批改稿子,只要答应下来,没有不是逐行逐字,认真地看的。译稿则一定找原著来对照修改。比方是英文译稿,除了英文原本之外,再有其他国家译本可以参考,他更愿意周到些。设或还有怀疑之处,不是自己独力能够了解,他必定请教比他更高明的,总之,决不肯含糊了事。

    一七 先生的翻译工作有什么特点?他是严格的直译原文呢?还是译意思?

    他绝对反对译意思。他是赞成直译原文的。关于这,他有好多篇文章和那时主张译意思的人辩论过。我们只要翻开他的作品,在这方面发表意见的真不算少(见《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他又赞成多翻译,至少与创作并重,因为普通人多看轻翻译的。他自己著作的全部分量,两者也是平衡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南腔北调集·关于翻译》)翻译的内容,他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但也应该注意时间性:“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而他又主张批评不要限制得太严,“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有些批评家专门对译品找疵,甚至评到不值一顾,先生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不要把有烂疤了的苹果一下子抛掉。因为在中国的出版界以及购买力都很贫弱的,“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他不但赞成严格的直译,甚至别人指斥他的翻译为“硬译”,他也还不惜屡屡给人们以辩难,在《二心集》里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就是对那些公子哥儿们的嫌恶硬译理论的反驳,《二心集》里还有《几条“顺”的翻译》,则是对那些狺狺不休以意译为妙而其实有他们的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直接指斥“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象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接着还有一篇《风马牛》,一篇《再来一条“顺”的翻译》,那就完全拿他们自以为顺而其实使人迷糊的事实给以有力的打击。而先生自己对翻译的态度,在同书《关于翻译的通信》那回信里说:“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象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这是先生对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一种极其尖锐进步的“拿来主义”。“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此外对那不满意于间接翻译者的意见是:因“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没有,连极通行的的童话,的《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花边文学·论重译》)除了不反对重译之外,先生也还赞成复译:“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洋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且介亭杂文二集·非有复译不可》)要纠正胡乱动笔的译本,唯一的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象赛跑一样,没有比较是不行的。

    一八 在翻译时,先生用什么字典?

    日常用的,有以下各种: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编《ロシア语辞典》(铁塔书院版)

    《广辞林》(文学博士金泽庄三郎编纂,东京株式会社三省堂发兑)

    《藤井新独和辞书》(文学士藤井信吉编,东京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

    Sanseido’s New Concise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新コンサイス英和辞典》(三省堂编辑所编纂)

    《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表》(附汉文索引,西文译音总分各表,商务印书馆)

    The Concise Universal Encyclopedia. Edited By J. A. Hammerton. Illustrated.

    《文艺辞典》(创元社编)

    《袖珍英和辞典》

    《独和动词辞典》

    《世界文艺大辞典》

    《模范最新世界年表》(三省堂版)

    《最新独和辞典》(有朋堂版)

    这是就我所知道的,另外也许还有,因为不是手边常用,一时记不出了。或者临时托人借几本来用,更爱找活字典,那就是说:随时向精于某一国文字的人请教。

    一九 例如他在翻译苏联文艺作品时,的《死魂灵》时,用什么字典?

    除了上面所举出的字典外,也许还有别的,可惜一时查不出来,但他仍是不惜向精通俄文的人请教,如先生,就是时常帮助他的。

    二〇 那些作品是先生生前出版,那些是死后出的?

    生前出版的:《坟》《呐喊》《野草》《热风》《彷徨》、《朝华夕拾》、《故事新编》《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两地书》《集外集》《中国小说史略》。(辑录并考证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

    死后出版的:《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书简》、《集外集拾遗》、《汉文学史纲要》。(辑录并考证的:《古小说钩沈》,《集》。)

    ニ一 先生自己怎样称呼他的笔名“鲁迅”,LuSin还是LuSun?

    大约是LuSin,他自己常爱缩写为L.S.。

    ニニ 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谁是被认为先生文学遗产及其手稿最优秀的通人?

    先生文学造诣深而且广,是多方面的。要向现代中国作家去认,谁是他文学遗产及其手稿最优秀的通人,实在难于回答。在北京以前(一九二六年以前),诸先生比较接近,二六年以后,则等先生更了解他;而自到上海以后(一九二七——三六年)的十年间,以比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

    二三 先生有没有他自己不愿发表的未发表的手稿?

    并不打算发表的是:日常生活的日记。写了原稿弃掉被家属收存的,有一篇用直入笔名写的《理有固然》,在一九四一年发表于《直入》刊物内。

    二四 先生有没有写过诗?

    写过语体的白话诗,更有数十首古体诗。

    二五 先生对自己的作品手稿有没有什么遗嘱?

    没有。

    二六 先生所写作的一切,已经搜集到什么程度?搜集先生手稿的困难在那里?

    大致搜集在《鲁迅全集》里,或许有私人保存原稿和许多通信。收集到的遗札大约不过全部的小半或更少。原因是收信人愿意自己保藏,又兼战争关系,无法进行收集。还有北京方面,或许有些零星稿件,也因时局关系,无法查检。

    原载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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