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鲁迅先生的遗愿

——《拈花集》出版后记

戈宝权 李允经

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引自《〈引玉集〉后记》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鲁迅在写给曹白的信中曾说：“现在正在计划另印一本木刻，也是苏联的，约六十幅，叫做《拈花集》。”但是，此后不久，鲁迅即病逝，编印之事，遂成遗愿。

从鲁迅逝世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文化界，尤其是美术界和鲁迅研究界的朋友们，常不免以《拈花集》的未能出版，引为憾事！

早在去年春天，北京鲁迅博物馆，为了筹办馆刊和鲁迅美术藏品展览，就将珍藏了数十年的一批苏联木刻原拓拿出来，加以整理，并准备将《拈花集》出版，完成鲁迅的遗愿，满足读者的要求。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自然乐于尽力。

但是，在整理原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鲁迅生前似乎未及对这些作品加以编辑，因为既无目录，亦未分类。由于岁月已久，木刻原拓纸已发黄，虽然有些木刻家的铅笔署名和对原作的说明还依稀可辨，但有些作品却并无一字说明，画题颇难确定，整理工作的进展很不顺利。不过，事有凑巧，适逢戈宝权出访苏联，正好将疑难带到莫斯科去，设法查询，这才基本上理清了这些木刻珍品的眉目。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木刻艺术的故乡，是世界上版画出现最早的国家。约在十四世纪初叶，我们的木刻传入了欧洲，成了他们印刷术的开端。但在十九世纪之前，不论中外，木刻都是复制的，即刻工是复制画师的原作，刻和画是分家的，刻工被视为工匠，是算不上艺术家的。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创作木刻在欧洲勃兴。作者不模仿、不复制，而是“捏刀向木，直刻下去。”它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纸或布”；绘画的原作只能是一幅，而木刻却可以拓印出几十幅乃至几百幅原作，可以广为流传。因为是创作的，刻家也就是画家，且“风韵技巧，因人不同，已和复制木刻离开，成了纯正的艺术。”这样创作木刻（又称新兴木刻）便闯入了艺术之官，木刻作者也就是艺术家了。

我国的新兴木刻运动，勃兴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而鲁迅正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当时，他鉴于油画造价高昂，印制困难，非穷青年之财力所及；而我国宋元明清以来所盛行的以山水花鸟为主要题材的国画，远离现实，又为陈法所拘，不易改革。所以，他认为木刻“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他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于是，他在晚年，便不惜财力，不惜精力，以极大的韧性，来全力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培植新兴木刻艺术之花。

鲁迅说过：我们的新兴木刻艺术“是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的。因而，对于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发展和提高来说，“最要紧的是绍介作品”。比之欧洲，我国的创作木刻落后了六、七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艺术院校的教授也不知道应当重视版画，青年们无所借鉴，在摸暗路。因此，也只有介绍欧洲的作品，才能给艺术学徒们提供学习和借鉴的范本。

对于苏联的版画，鲁迅非常爱重。这原因，首先是因为“苏联的存在和成功”,已经使鲁迅“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实现。”因之，通过版画艺术的介绍，使中国人民看到苏联“建设的成绩”，“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仅可以了解社会主义苏联的真相，不再为谣言所误，而且还能够鼓舞大众“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其次，在三十年代，我国的艺苑，至少是存在着如下两种不良的倾向：其一，为追逐“怪异”。即有些艺术青年，因为受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影响，作品往往“人面必歪，脸色多绿”。他们“喜看‘未来派’‘立方派’作品，而不肯正正经经作画，刻苦用功”。一些美术家则故意将作品的题目“题得香艳，缥缈，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其二，是作品幼稚。即一些思想激进而单纯的艺术青年，“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当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鲁迅当然不反对介绍和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艺术，但他却反对“怪异”的画风，反对那种超现实的任意挥洒。他肯定青年们的革命热情，但却不赞成将大众描绘成没有文化的暴徒，从而歪曲了工农大众的形象。他赞赏苏联版画家们创作态度的“认真”，制作的“精密”，以及绝无“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因此，介绍苏联版画，既可以净化弥漫于我们艺苑的不良作风，又可以使流于空想、忽视艺术技巧的青年们凉醒，是扫除“怪异”和疗救幼稚的良药。

早在一九二九年三月，鲁迅在他所编印的《近代木刻选集（二）》中，就介绍过一幅苏联版画，题为《窗内的人》。这是版画家陀蒲晋司基（通译布多任斯基），在一九二二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所作的一幅插图。虽说仅仅是一幅，但却是最初的介绍。到了一九三〇年，鲁迅又选用了日本升曙梦编著的《新俄美术大观》中的五幅插图和奥地利勒内·菲勒普·米勒著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与面貌》中的八幅插图，编印出版了《新俄画选》。在这十三幅（其中一幅系封面小图）作品中，木刻占了五幅：有法孚尔斯基（即法复尔斯基）的《墨斯科》、保里诺夫（即保夫理诺夫）的《培林斯基像》和古泼略诺夫的《熨衣的妇女》。此外的两幅是《列宁的遗骸任人瞻礼》和《列宁的葬礼》，鲁迅注为“作者未详”，其实在前一幅作品的左下方刻有“AK”两个俄文字母，已表明这是阿列克谢·克拉甫兼珂所作，可惜鲁迅当时未能辨认出来。鲁迅在书前的《小引》中说：“新俄的美术，虽然现在已给世界上以甚大的影响，但在中国，记述却还很聊聊。”足见，鲁迅的介绍，在中苏版画交流史上，无疑是重要的一页。不过，这些介绍，都还不是直接搜求苏联木刻原拓,加以印制，而是从有关书刊上复制，予以翻印。

鲁迅对于苏联木刻原拓的搜集，始于一九三一年，而曹靖华则是其间的桥梁。这年，鲁迅因校印曹靖华所译《铁流》，极想觅得该书的木刻插图，又因他正全力倡导新兴木刻运动，渴望广泛介绍苏联版画，为我国的木刻青年运送精神食粮，便写信给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的曹靖华，托其觅购。苏联版画家们都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他们的作品可以不取报酬，只希望能寄送一些宣纸就好。就这样，鲁迅便以宣纸之“砖”为我们换来了苏联版画之“玉”。据《鲁迅日记》所载：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他所收到的苏联木刻原拓，共有一百一十八幅。他在写给曹靖华的信中一再赞赏说：在“中国和日本，皆少见此种木刻”，“日日想翻印”，“一定要绍介”。一九三四年一月，鲁迅从上述一百一十八幅作品中选出六十幅，编成《引玉集》。同年三月一日，送日本精印三百部，至五月出版。一九三五年又再版二百一十五部，均很快售罄。这对许多木刻青年来说，无异于是雪中送炭。《引玉集》的出版，对于推动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对于提高木刻艺术的水平，都起了极其良好的作用。

编印《引玉集》的时候，鲁迅就想再编一本苏联木刻插画集，专印文学作品的插图。为此，他将已经收到的亚历克舍夫所作《城与年》插图二十余幅，留下备用。在写给友人的信札中，他常常把《引玉集》称为“木刻第一集”，把日后拟印之插画集称作“二集”。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当鲁迅获悉亚历克舍夫不幸逝世的消息后，便在写给曹靖华的信中说：“他还有《城与年》二十余幅在我这里未印，今年想并克氏、冈氏的都印它出来。”此后，他还想把《城与年》插图单独出版，但到一九三六年三月间，又决定维持原议，仍出插画集，并将书名定为《拈花集》。不难看出，《拈花集》是《引玉集》的姊妹篇，是鲁迅继《引玉集》之后，再一次对苏联木刻作品所作的集中介绍。

由此可见，《拈花集》所收作品的范围，除了鲁迅在编《引玉集》时已经收到而未编入的《城与年》插图之外，还应包括他在一九三四年春编完《引玉集》之后所收到的全部苏联木刻原拓。鲁迅当年限于财力，只能选印。我们今天整理出版，当然就应该全部收入了。

据《鲁迅日记》和“书帐”所载：在《引玉集》出版以后，他所收到苏联木刻原拓共为八十四幅。现依次摘述如下：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九日：得克拉甫兼珂木刻十五幅。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得冈察罗夫木刻十四幅。

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得苏联作家木刻原拓四十五幅。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得苏联木刻三幅。

一九三六年六月”书账” 得苏联木刻原拓七幅。

上述一九三四年两次所收二十九幅木刻原拓，分别为克拉甫兼珂所作《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插图和冈察罗夫为伊凡诺夫短篇小说所作插图。均系作者从苏联寄赠。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所得三幅，是当时寓居苏联的德国美术评论家艾丁格尔（Ettinger）所寄赠。据《鲁迅日记》所载：这三幅分别为法复尔斯基所作《少年歌德像》、苏沃罗夫所作《古物广告》和毕珂夫三色木刻波斯诗人哈菲兹《抒情诗集》首页插图。在这幅三色木刻的背面，还有许广平的铅笔题署:“鲁迅病中收到，苏联木刻家寄来，非常喜爱，为病中浏览珍品。”

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所得之四十五幅，虽然也是苏联木刻家们的赠品，但却是随着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我国举办的苏联版画展览会转来的。同年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版画展览会由南京移至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开幕，此前二十天，即二月一日，苏联方面通过茅盾把赠品交来，还附送《苏联版画展览会目录》一本，请鲁迅撰文予以评介。鲁迅于二月十七日，撰写了《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一文，发表在二月二十四日的《申报》上。按照《鲁迅日记》的记载，这批原拓木刻是四十五幅，但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珍藏的却有四十九幅。分别为希仁斯基所作凯勒小说和《雷列耶夫文集》插图六幅；布多戈斯基所作《卡里来和笛木乃》、《远大前程》插图十三幅；波查尔斯基所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插图七幅和列宁格勒风景二幅；莫恰洛夫所作《奥多耶夫斯基诗集》和《巴黎公社与艺术家》插图八幅；梅泽尔尼茨基所作《一天的开始》等插图六幅；密德罗辛单幅木刻五幅；奥尔洛娃-莫恰洛娃《风景》之作二幅。为什么多出四幅呢？这或许是因《鲁迅日记》中有失记或误记之处。至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书账”中所记的”七幅”，则应是鲁迅二月二十三日参观苏联版画展览会时所订购的原拓。不过，他在当天的《日记》项下所记的是“定木刻三枚”。又据许广平回忆，说是“定购了八幅”，并说“有一天，史沫特莱女士亲自送来了，而且口头带来的好意，是苏联大使把他订购的八幅连同镶好的镜框全送给他了，一个钱也不要。”这些木刻，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经查核，既不是“三枚”,也不是“八幅”而是七幅。这和鲁迅“书账”中所列的幅数完全相符，可见鲁迅是原定三幅，而后来苏联方面赠送了七幅。这七幅分别是：

毕珂夫:《拜拜诺娃画像》。

索洛维赤克:《高尔基画像》。

保夫理诺夫:《契诃夫像》、《普希金像》。

克拉甫兼珂:《第聂伯水电站工程》、《巴库油田风景》。

斯塔罗诺索夫:《铸铁厂》。

此外，北京鲁迅博物馆还存有法复尔斯基的另外两幅木刻，一系蓝色图案性作品是《皮利里亚克小说装饰画》，鲁迅收到的时刻难以考定。其二，是《七个奇迹》的插图。既然是名家之作，鲁迅又异常珍爱，自不应使之成为遗珠，也一并编入。

亚历克舍夫的《城与年》插图，鲁迅是早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就收到的。原图应是二十八幅，鲁迅收到的是二十七幅。他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一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说：“插画本《城与年》也早收到了，和书一对照，则拓本中缺一幅，但也不要紧，倘要应用，可以从书上复制出来的。”一九三四年初，鲁迅在编印《引玉集》时，因为虑及幅数较多，中国当时还没有小说《城与年》的译本，加之，还有续编《拈花集》的打算，所以“姑且留下，以待将来”。后来，他还请曹靖华写了《城与年》的故事梗概，并据以提炼词句，为插图逐一加写了说明，准备单独付印。可是，种种筹划，均未实现。直到鲁迅去世后十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曹靖华译出了小说《城与年》，在行将付印出版之际，又念及这套珍贵的插图，他便赶赴上海，同许广平在鲁迅的藏书中翻查，“不但找到了《城与年》的插图精本，不但找到了亚氏的手拓全套木刻，而且精本中每幅间还夹着一条宣纸，上边题着先生的说明。”曹靖华又说：“我当即冒着酷暑，亲自到制版所里，同豫才先生的题字，一一监制了锌版，原件仍交景宋兄保存，藉作纪念。”这样，《城与年》的木刻插图并鲁迅题写的说明，才印入了一九四七年上海骆驼书局出版的《城与年》中，首次和读者见了面。不过,这书出版已经将近四十年，今天的读者也不容易看到。所以，我们仍将这套插图，遵照鲁迅最初的计划，收入《拈花集》内，以存艺术史料，以飨广大读者。

《拈花集》共收十六位苏联木刻家的作品一百二十幅。对于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因为我们不是艺术家，难以给予准确的评论，这里只能粗略地谈谈自己的认识。

法复尔斯基是早在苏联内战时期，就改革木刻，率领青年不断前进的巨匠。不过，《拈花集》仅收他的作品三幅，要全面了解他的艺术风格是显然不够的。好在鲁迅编印的《引玉集》中收有他的八幅作品，鲁迅选定的《苏联版画集》内，又收入了他十五幅木刻，都是可以参看的。概括说来，他的作品黑白对比强烈，线条充满了力的律动。他的作品给我国木刻家的影响是颇大的，据我们所知，刘岘先生的木刻就颇得益于他。冈察罗夫在艺术风格上是属于法复尔斯基一派的，自然有相近之处，但他似乎不大追求线条的韵律，却较多地注意光线的艺术效果。他的画面往往黑多于白，常以简捷的刀法，突现人物情态的真实。至于克拉甫兼珂，则恰如鲁迅所说：他“是一位天才的装饰画家，他的所有作品，都呈现出均匀老练、具有度量和趣味的感觉，他那异常神妙的技巧，足以成全了他在苏联艺术界中应该占有的地位。”他的《静静的顿河》插图，更显示了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刻画景物，细致逼真，描绘场面，紧张热烈，手法或严谨，或夸张，多恰到好处；色调或明丽，或暗淡，皆运用自如。布多戈斯基，则善以背景的安谧衬托人物神态的刹那，风格是静穆安详的。梅泽尔尼茨基的作风与他颇相近。此外，希仁斯基构图的不拘一格，波查尔斯基刀法的有力多变，密德罗辛取材的广泛，都呈现出各自的艺术特色。莫恰洛夫和莫恰洛娃，在艺术作风上均以细密见长，不过，前者精细而明朗，后者纤细而潇洒，都颇为难能可贵。毕珂夫的作品，刻画了美丽的女性，但它真挚而非轻佻，给人以美的享受。总之，恰如鲁迅在评价苏联版画的艺术成就时所指出的那样：“它不像法国木刻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木刻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伐，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士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倘若把鲁迅的这段话，用来概括《拈花集》的艺术风格和成就，恐怕是非常精湛的。

岁月的积尘终不能掩盖艺术明珠的光辉。现在，百多幅苏联版画，就要和读者见面了，它曾经是三十年代中苏两国艺术家和人民友谊的见证。这些作品，虽在木刻家故国的苏联，恐亦少见，或竟无存。因而，《拈花集》的出版，不仅是对于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一个意义不凡的纪念，不仅对我国文化界、美术界和鲁迅研究界提供了具有学术和艺术价值的珍贵资料，而且对于苏联版画史和中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将是一个贡献。

感谢鲁迅先生为我们搜集了这一批精美的苏联版画。值得珍惜的，也不单单是这些艺术品，更重要的是两国艺术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一九八五年十月。